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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季平与苏中根据地的教育事业

2020-06-11 11:04:09

来源:原创   作者:责编李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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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季平与苏中根据地的教育事业

                                     刘 爽 

    “苏中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是一大特色,不仅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 期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是极其罕见的。”(1)而且在新世纪改革开放年代,还有 许多教育工作者在关注和研究。有学者们认为:“抗战时期,新四军与华 中抗日根据地对干部教育给予了高度重视,依据党中央指示,创造性地制 定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傲人成绩,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教育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时期,认真学习和 研究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对当 前我党构建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

      如今在网络上搜索“刘季平”的名字,不时能看到上面这些与“苏中 根据地”、“教育”相关文章的评论。我的父亲刘季平是苏中根据地教育 工作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苏中根据地教育是他 33 到 41 岁时担责任做的主 要工作。父亲离世已经 33 年,现在看到这些文章的评说,不仅想弄明白父 亲当年是怎么干这个工作的,更想从父亲的人生道路来弄明白他怎么会成 就这项事业的,或许对后来人能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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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晚年应江苏省委党史办之约整理了《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 工作情况(3)。他在文中回忆: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中教育工作和建立、巩固整个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分 不开,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关联的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和学校教育等三个方面的教育, 而且由于前两种教育同当时的武装斗争、政权斗争、经济斗争紧密相关,还经常处于 第一线。例如我于 1941 年春到达苏中根据地后,虽奉命任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长, 但交给我的第一个具体任务就是接办培养区乡干部的苏中行政学院。因为当时根据地 正迫切需要改造和建立新的基层政权机关。后来又曾两次调任苏中党校校长,一度调 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副校长。1944 年,苏中区党委又曾把抗大九分校改建为规 模更大的苏中公学。此外,除在冬季曾多次开展把冬防(主要是发动、训练民兵随时 准备反“扫荡”)、冬耕(冬季农事等)和冬学结合起来的“三冬”运动外,平时也 十分重视在广大群众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进行反“扫荡”、反伪化等思想政治 工作的群众教育。

  


     一、苏中根据地教育事业的故事 

 

      苏中根据地教育事业的故事在《管文蔚传》 4中作了很好的总结:

     教育工作在苏中根据地,是除了财政工作外的又一大特色。它的与众不同不仅表 现在当年,就拿现在来说,各县市的革命纪念馆里大多挂有一块专门介绍教育成绩的 展板。比如说那个设在曲江楼上的姜堰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陈列馆吧,规模虽然不大, 但就是在他们所展出的内容当中,教育的发展是与军事、经济相提并论的。这样的内 容在其他根据地的展览中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 


    其实抛开“中心区”的愚昧与落后不谈,发展文化与教育事业也正是管文蔚性格 中最核心的东西,这是一名成熟知识分子的思考与追求。 

     …… 

   

    苏中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党政军高层领导的重视无疑 是其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1941 年 11 月 22 日,苏中军政党委员会颁布了一份《关 于坚持苏中长期斗争的决定》,在“教育问题”这部分时这样说的:“必须了解到教 育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加强人民抗战能力、培养大批干部人才,以与敌伪进行长期斗 争不可能少的武器,教师是开展农村统一战线工作之主要环节。因此如不积极推进教 育工作发展,就不可能巩固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就变成了空谈。”这就是他们的出 发点与指导思想——第一,提高抗日民众的思想觉悟;第二,培养大批的急需人才; 第三,开展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为此,苏中行署在这一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他们的创新清晰可见了——

 

    第一,将开展教育工作与实行教育改革相结合


       苏中地区的教育工作是从整顿原有的学校开始的,或恢复,或接管,或改造…… 管文蔚与刘季平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上述的 1942 年的数字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 换来的,仅仅才过了一年,他们再一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43 年学校数量在一、二、三分区中都比以前增多。如二分区曾有一年多 无中学,现在已有了枰中和盐垦中学;去年开第一届行政扩大会议时,二分区小学校 只有 126 所,目前已增到 200 所。四分区学校虽然因“清乡”影响,有部分是转移或 停顿了,但极大部分仍然不屈不饶的坚持着,如南通 180 个小学,在九个月反“清乡” 过程中,真正伪化的只有一所;启海 280 个小学中,真正伪化的只有 7 所,而这几所 伪化的小学,还大部分是在敌伪据点里面或据点边上,这是教育界的光荣。 

    全苏中现在已有中学 55 所,学生 7802 人;小学 1531 所,学生 105944 人。各 县对小学校的管理督导,已比较注意,经费也已做到按时发放。对中学教育的领导过 去尚很少,最近已开始注意。三、四分区都召开了中等教育会议,用很大力量进行整 顿工作,都收到很好的结果。(《一年来苏中政权工作的总结》,见《管文蔚文集》, 第 183 页)      …… 

   谈到教改,……大会针对教育是什么、教育应该为谁服务等重大问题,开展了深入讨论,以彻底弄清什么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以及贯彻与实施的具体方 法。 文教处长刘季平在会上是这样总结的:“它必须为进步的社会斗争和生产服 务!”…… 于是,就像朱毅大刀阔斧的开展起经济工作一样,刘季平也雷厉风行的干起来了 ——在课程设置上,繁杂的数理化精简为实用的自然科学,英语被取消了,增设的是 根据地建设、生产知识、医药知识、军事知识、政治常识等课程;在教材编写上,既 注意到当地的具体情况与需要,又与当前的革命斗争与生产斗争紧密结合,充满着鲜 活的乡土气息;在教学方法上废除注入式,和改用启发式,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一句话,改革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为进步的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 

    第二,将“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国民教育”指的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 ……但是对于大批的已经 超过入学年龄的成年人又该怎样进行教育呢?刘季平是陶行知5的高足,陶行知最强 调的就是平民教育,而这一点也正是管文蔚的思索——必须采取多种办法,在校外开 展起“社会教育”,以提高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于是一种被称之为“冬学”的教育 方法被发明出来了——顾名思义,就是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开展教育活动。苏中军政党 委员会特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完成,在《关于坚持苏中长期斗争的决定》 中这样要求道:不仅要“造成全体民众的学习热潮”,而且要“提高教师的工作热忱”, 并使各抗敌协会“在文化思想上提高一步”。

    为此 1942 年的冬天,行政公署一共组 织了中小学教师及党政军干部 3337 人,前往 85 个区 1035 个乡,办起了识字班 1437 所、识字站 60 个。仅仅一个冬天,参加学习的人数就达到了 2 万以上,整个苏中大 地掀起了一个全民学习的热潮。 

    “冬学”的特点,第一在于它的“因材施教”。教材是行署文教处自己编印的《万 事通》,从内容来看,己能进行识字教育,又能开展思想启蒙。比如讲道武装斗争时, 一共有三课:“龙有头,树有根,打敌人要骨头硬。那个硬?新四军。”“千把锄头 万把叉,三个两个一把抓,十个八个四面打,来得太多吓跑它。”“攻城要攻心,君子不杀俘虏兵。” …… 

    “冬学”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形式的灵活。它一般是以自然村为单位,采取开班上课的方法——如果村上有学校或塾堂,就借用他们的教室;没有,则集中到某一房屋比较宽敞的人家上课。没有纸,就在地上画;没有笔,就用木炭或树枝代替;教师不够,儿童团员也可以充当“小先生”, ……如果遇到敌情,则化整为零,编成小组继续坚持学习。有些地方民兵还把冬学和值勤结合起来,边学习边完成任务。如西县高明乡的一个民兵冬学组,经常在敌伪据点附近活动,他们便大声地读书和唱歌, 有意让据点里的敌人也能够受到教育。 

    “冬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将教学与宣传、娱乐结合起来,既可增强记忆,又可扩大影响。比如把《万事通》中的课文配以当地流行的曲调歌唱,又或是以标语口号、 墙头诗的行色贴在村头巷尾、树干岩石上,不仅可以反复熟读,而且可以间接地教会周围其他的人。 

    “社会教育”所带来的成果是无法以数字计算的。…… 

    第三,将“普及”教育与“提高”教育相结合。 

    ……在苏中根据地的教育工作中,干部的培训亦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季平在苏中教育会议上,将干部列为教育对象中的第一类人。而行署主任管文蔚则于 1945 年的工作规划中明确规定:“每县办好一所县学,每区办好一所区学,每乡办 好一所乡学。”具体的要求是:“乡学以民兵为对象,着重时事教育和生产作战技术 教育,使得对于时局发展的方向有一般认识。区学是教育村级干部和民兵小队、民兵 英雄和劳动英雄,教育内容,以时事教育、政治教育为主,政策教育为副。县学是教 育乡级党政军干部和部分区学毕业的民兵英雄、劳动英雄,以政策教育为主,同时也进行时事教育和政治教育。至于教育方法,以联系实际的检查、反省的方式来进行。 非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辅以灌输的方法。”其最终的目的是:“将我们苏中解放区全部基层干部都提高一步,大量的培植出一批与实际联系的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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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苏中根据地的教育


       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要素涵盖了成功之路的一切。天时是成功之路 的伯乐、机遇;地利是成功之路的环境、条件;人和是成功之路的综合实 力、成功的关键。苏中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三要素一应俱全。

       1.苏中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的发展和需要 

      华中处于黄河和长江之间,联结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陇海铁路、津浦 铁路、京汉铁路贯通其间,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后, 严峻的抗战形势,迫切需要放手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 打开新的局面。

      1938 年 9 月至 1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 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重申党应该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会议还确定了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为了准备转 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 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 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 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免 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撤销 长江局,设立中原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工作的领导,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由 此,刘少奇担负起了党中央交付的“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

       华中在刘少奇等领导之下,经过一段时间工作,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 生气勃勃的景象。但是,国民党当局抗日态度的日趋消极、国共关系的日 益紧张,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刘少奇提出下一步华中的发 展方向,那就是创造苏北根据地,并且判断“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 大,更可放手”。苏北抗日根据地得到不断扩大和发展,文化教育工作需人 才,当地党组织决定欢迎生活教育社的人员到苏北参加文化教育工作,并 得到毛泽东的赞许。

      1940 年 l0 月 14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 叶挺、项英、彭雪枫发去指示电,指出:“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 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 1940 年 lO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 小团体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认为“为了击破敌伪奴化教育,为了 抵抗国民党顽固派的教育统治政策,争取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为 了逐渐推广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影响及其研究,我党必须积极地向全国教育 界各小派别、小团体以至个人,推广统一战线的工作。”

    “以陶行知所领 导的生活教育社,黄炎培、江问渔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晏阳初、陈筑 山所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派等最有历史和地 位,其中尤以生教社和职教社的活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因为生活教 育社“有许多前进的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在里面,他们今天的教育活 动可以说是为民族民主革命,为大众服务的,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亲近的 朋友”,为此“对生活教育派要亲密的同他们合作”,“对于他们中愿意 到各抗日根据地服务于教育的热心分子,应该欢迎他们并帮助他们前赴各 根据地。在这方面,尤其要注意吸收生活教育社及职业教育社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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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 年 1 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 月 20 日,中共中 央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 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 月 25 日下午,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盐城举行,新四军军部重建。经过整 编后,新四军全军共编为 7 个师,计 9 万余人,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 无理限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成为一支坚持华 中敌后抗战的强大力量。其辖区也大为扩大,北至陇海铁路,南到皖南和 苏南,活动区域已远远超出原来中原局的管辖范围。不久,东南局合并于 中原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完成,巩固华中成为 新的任务。


        2.刘季平由桂林撤往皖南

       父亲刘季平 1924 年就学于如皋师范,192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参加学运被开除学籍。1928 年春就学于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乡村试验 师范学校,曾任中共晓庄师范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父亲 在校期间除学习外,还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从事学运和教运。1930 年在 南京因组织万人示威游行声援工运和散发纪念“五卅”惨案的传单,而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翌年越狱。1932 年 6 月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1937 年 8 月获释,在上海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被派往武汉,参与组织武汉教育界 知名人士成立抗战教育研究会和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均任常务理事,兼《战 时教育》杂志编辑。组织关系转移到中共湖北省工委,任中共湖北省工委 宣传部干事。1938 年 4 月,父亲在武汉由中央长江局派到国民政府军委政 治部第三厅第五处任上校主任科员;并任中共地下特支组织委员。

       1938 年 10 月 27 日武汉沦陷。武汉失守前,父亲随三厅转移,先到长 沙又到衡山,1938 年底转移到桂林,在西南行营政治部工作。党组织关系 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领导。以中共地下特支组织委员的名义,领导驻桂的 抗宣一队、演剧九队及新安旅行团等团体。参加生活教育社、中国青年新 闻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工作,在桂林举办“战时新闻讲习班”。他是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以前听父亲在家讲故事,我们只知道他 1940 年 10 月底按桂林八路军 办事处决定由桂林撤往皖南。细读党史,原来这次转移是根据中共中央的 决定。父亲转移很艰难,要经过沦陷区、敌战区才能到解放区,途中又逢 发生皖南事变,只能不断变换身份、调整路线,赶赴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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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苏中行政公署的一对“和衷共济携手并肩”的搭档

      1941 年的一个春日,一位高高个子、戴着宽边眼镜的人来到行署的大 门口,他叫刘季平。从千里之外的桂林风尘仆仆赶来,本来是准备到盐城 新四军军部去的,却被管文蔚不由分说地“扣留”下来。“我早知道你了, 你是陶行知先生的高足,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管文蔚紧紧地握住他 的手,“30 年代初在苏州和镇江监狱时,我就与你关押在一起,只不过不 在一个牢房,彼此间未曾见过罢了! 你不要走,一定要留下来,我们太 需要像你这样的懂教育的人材了!”

       就这样刘季平成了苏中行署文教处的处长,他和朱毅一样成了管文蔚 最得力的助手,协同他一起去绘制根据地的又一幅宏伟蓝图。 

      那天在北京采访刘季平的夫人吴瀚时,这位 87 岁高龄的老人突然问 我:“你知道刘季平曾在一次会议上高喊着要打倒管文蔚么?”我忙问是 怎么回事,吴老笑了:“他就是这么个暴躁脾气——嫌教育经费拨得太少 了!”据说散会后,陈丕显(11)狠狠地批评了刘季平一通,但是管文蔚回到家 里却大笑不止,妻子张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连声说道:“有意思!这个 人太有意思了!” 

      这恰恰正是管文蔚所欣赏的性格与作风——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可 以豁出自己的一切!就这样,在后来的四年多的时间里,二人不住地红脸, 不住的吵架,但是谁也离不开谁,和衷共济携手并肩地战斗在一起。

       管文蔚欣慰了:“这于现在来说,就叫做‘智力投资’!”他在回忆 录里无不幽默的补充道。


       4.刘季平教育理念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 

      回忆父亲的一生,我理解他人生基本理念的简单模式就是: “党性修 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1927 年 2 月,父亲在如皋师范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参与组织学运被 省教育厅下令开除学籍。如皋教育局长吴树谷伸出援助之手,把他们介绍 给陶行知先生,于 1928 年春季转学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党组织关系也由如 皋县委转到南京市委。

      ”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是一所没有校舍、没有教员,以蓝天为天花板、 以黄土地为地板的师范学校,招生考试的内容甚至包含了垦荒、施肥、修 路。它是一所完全按照陶行知的理想建设的学校,以‘生活教育’为宗旨, 以‘实际生活’构建‘实际课程’。”

       “在学校里,学生一天的日程基本是这样的:早晨五点起床参加一个 10 到 15 分钟的寅会,寅会由陶行知或其他指导员主持,筹划当日全天安 排;其后,学生进行武术课的学习,因晓庄附近土匪较多,陶行知以武术 课代替了其他学校的体育课;剩下来的上午时光则由学生自由读书,所读 之书既有学校规定的,也可以由学生按照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下午则安排 学生做农活或者进行简单的仪器制造,抑或是去老百姓家里拜访学习。到 了晚间,则组织学生开办平民夜校,给周边农民作指导,或是学生自行写 日记、笔记等。” 

       这样的师范学校真不寻常!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教育”中学习了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科学理论。

      为了学校的安宁,陶行知先生组织起晓庄“联村自卫团”,陶先生是团长,请了一个总指挥,父亲 刘季平(左一)任副总指挥。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其核心理论有三要素:生活教育论、创 造教育的方法——“六大解放”、师德思想。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包括三个基本观点:生活即 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有三层含义:(1)教育与人类生活相伴而生;(2)生 活与教育密不可分;(3)教育具有终身性。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伴随“生 活即教育”而来。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的基本观点:学校要与社会统一, 把社会办成一个大学校,形成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大教育体系。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含义是教学做三者 不可分割,强调了实践是获取知识的途径。

       父亲在校时间约两年半,接触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后,对教育理 念豁然开悟,逐渐他把学习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为具体的人生之路; 而且他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继续学习深化和实践着运用生活教育这个重 要“工具”,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民族民主革命、为大众服务。1940 年元 旦,他发表的《论生活教育同志的使命》(13)一文中生动形象地阐述了教育 工作者的使命: 

      当前生活教育同志的使命是什么?我引申社旨14来讲,有相关的四重:

       第一,是对人类的使命。在启发人类的自觉性。培养人类的创造力,提高人类的 新生活,促进人类的新文化。 

      第二,是对中国的使命。在拥护抗战建国,实行三民主义,以促进世界大同。

      第三,是教育的使命。在探讨创造推行最合理最有效之新教育原理方法,并力求 教育之普及,以保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第四,是对本身岗位的使命,在立定脚跟,看准对象,认清具体环境,抓紧本身 工作,为完成教育对中国人类的使命而奋斗。

      这四重使命一个比一个小,但对生活教育同志讲,却一个比一个重要。要完成对 中国的使命,先要抓紧对教育的使命,要完成对教育的使命,先要抓紧对本位的使命。

      但所谓重要,并不是放松了对其他的使命。完成保卫的使命,也就是在向着整个 教育整个中国整个人类的使命尽了一分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应该如何呢?我们的眼睛要一层一层看开去,看清 楚远大的目标,脚却要站在本位上,心要为本位用,手也要为本位动。正如脚踏车一 样,脚、心、手不放在车上,车子就骑不好;眼不望清前途,车子就骑不上路,就要 碰壁,就要倒。

     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第一是只看见比较远大的使 命,而看不清本身岗位的具体使命。假定有人空谈抗战,却忽视教育的特殊任务;有 人空喊生活教育,却现阶段在一定岗位上可有和应有的具体要求,都有犯这个小错误 的危险。第二是彻头彻尾把眼睛装在狭小的圈子里,忘记了对教育对中国对人民的远 见。万一走了这条路,他开始也许是想专心一事,慢慢就要变成因循敷衍,慢慢就要 为时代所遗弃,于用庸人腐草殊途同归。 

    最近,有好些同志讨论到如何健全生活教育社,如何当一个健全的生活教育社员, 我们想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要我们每个生活教育同志都能避免这两个倾向,把握住 当前的正确使命,从远处大处着眼,从近处小处着手才行。不知各地同志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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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反映了父亲在 40 年代对教育事业的思想认识,以及他对所从 事的教育事业的执著精神。他就是这样带着 “一个比一个小,但却一个比 一个重要”的“四重使命”来到了苏中根据地,在苏中行署文教处处长的 岗位上,挑起了党所需要苏北文化教育工作的重担。这个重担又恰恰成了 他实践和不断深化的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用武之地”。

      他认认真真从最小的“本身岗位的使命”做起。从寻访座谈听取了解 当地的教育情况,再深夜伏案总结研究提出工作方案 措施,再进而编写教材组织落实。据现在找到母亲留 存的他当年(1941~ 1949 年)亲自记录和撰写的文稿, 约有 52 篇上百万字。如:《教育的本质》(刊载于《战时 教育》)第五卷第十一期第 8-10 页,1940 年 4 月 25 日出版)、《关于中 心工作与其他工作的配合问题——在苏中二分区第一 次县长会议上的闭幕词》(1942 年 2 月)、《在视察苏中 三分区教育工作时对,〈江潮报〉记者的谈话》(《江 潮报》1943 年 12 月 15 日)、《关于整顿中等教育两大基本问 题——在苏中三分区中等学校座谈会的讲话》(刊载于《苏中报》1944 年 1 月 13 日)、 《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在苏中教育会议上关于自由发展问 题论战的总结》(1944 年 8 月 15 日)、《刘季平 1945 年工作笔记》(1.一地委 第一次会议关于政权工作的检讨;2.五分区概况;3.教育人员的思想作风 品质;4 文化教育工作的社会条件;5.群众学习情绪的研究;6.群众教育 工作初步总结;7.私塾组总结报告;8.高级民教组)、《给青年同学们的公 开信》(原刊载于 1946 年苏中《生活》杂志新 3 期第 1-6 页)、《关于边区建设工作的指 导方向意见》(1946 年 3 月 8 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P61-92)、《论目前华中解放 区教育工作——在华中宣教大会上关于地方教育工作的总结报告》(1946 年 4 月 1 日)、《苏皖边区的教育》(1946 年 4 月 3 日)、《漫谈青年学习问题》(1946 年 4 月 10 日)„„等等。

       陈丕显同志在回忆录15中这样总结和评价他的工作:“刘季平工作扎 实,富有成效。1942 年底,苏中解放区开展了群众性的“三冬”(冬防、 冬耕、冬学)运动。“这个运动既代表了群众的共同愿望,也确实为群众 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刘季平同志由苏中二分区专员公署调回苏中行政 公署任文教处长后,他因势利导,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围绕教学方 针,苏中行署文教处刘季平处长编了一本名叫《万事通》的冬学教材。这 本教材通俗易懂,内容丰富,从时事形势、任务、政策,讲到根据地各项 建设工作,如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拥军优抗、缴纳公粮、民兵工作、妇 女工作、科学卫生等。文字浅显生动,虽然每课只有短短几句,却能把一  件事或一个问题的主要意思突出地反映出来,让人获得鲜明深刻的印象。 《万事通》课文,把政治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是农民上冬学的教材, 也是部队战士上课的教材。”“《万事通》的课文,不仅在课堂上讲,还 作为标语、口号、墙头诗写在墙壁上,或当歌词唱,传播很广,真是人人 欢迎,家喻户晓”。这些都反映了刘季平同志工作的务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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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刘季平的党性修养是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断升华的

      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体现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和不断地 改造提高。父亲刘季平的党性修养是经过读书——实践——读书——实 践„„千锤百炼而不断升华的。

       在战乱年代,父亲的“读书”经历与众不同。他没有上过大学,是个 师范生。师范专业学习的主要收获接受了“陶行知教育思想”。他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却是在监狱里学习历练的,以后在革命的 实践中更坚定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我们后来人是难以 想象的,他居然把六年多的监狱变成了“革命学校”!他在晚年写过一篇 文章《回忆狱中的读书生活》 作了总结:

       近来读了有关张海迪等同志事迹的报道,深受感动、极为敬佩。同时也使我更加 坚定了好多同志的一个共同信念:即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都可以把它变成 革命学校。 在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下,在二十几岁的青年时期,我曾被捕两次,坐过六年多牢。 被捕坐牢是很苦的事,不过我却深深体会到,只要不屈服于白色恐怖,不丧失革命意 志,即使是在反动监狱,也能把它变成革命学校。反抗压迫的狱内斗争,革命烈士的 慷慨就义,全都能够锻炼斗志;看书学习的时间特别充裕,也很有利于提高文化知识 和理论水平。在这里,我只着重回忆一点过去有关看书学习的亲身经历。 

烟台监狱 

    要谈看书学习,最值得我纪念的地方是山东烟台监狱。那是我第二次被捕后在同 一处住得较久的一个监狱,也是对我后半生工作与学习影响较大的一所“革命学校”。 

    我第二次被捕是在上海旧法租界,时间是 1932 年夏季。1933 年春,由于领导监 狱斗争,我和其他七个政治犯、几十个普通犯同被分散寄押到山东烟台监狱。这个监 狱的建筑很特殊,看守室在中心,共有五排由中心向五个方向幅射出去的监房。我们 从上海去的八个政治犯被关在专关少数死刑犯人的一条弄堂最末端的八个独居间里, 与其他四条弄堂的所有犯人都完全隔绝不通。这里的环境实在坏透了,监房只有比双 人床稍大一点的一小间,如要互相谈话,只能把嘴巴凑在只有碗口那样大的门洞上讲, 再用耳朵靠着门洞听。监房里也有不少“同伴”,那就是臭虫。臭虫数量之多,简直 难以形容,不单木板缝里成群结队,还常常爬上房顶天花板,团成一个球,象炸弹一 样忽然掉下来四处乱爬。为了消灭臭虫,我们把四壁都涂得象画满水草的壁画一样。 这个房子冬天冰冷,夏天除去闷热和臭虫外,还要和满屋子蚊蝇搏斗。真是困居斗室, 四季不安。然而我不但在这里住了三年半,而且逐渐被迫养成了拂晓杀虫、白天读书 或讨论问题、晚间在室内踏步的生活习惯。 

一大箱书

     我们之所以能够长期看书学习,还由于我带去了一大柳条箱的书。

     我这一箱书,完全是出于意外的一笔财富。我在上海旧法租界被捕后,经当时所 谓“第二特区法院”判处五年徒刑。因为我有第一次被捕脱逃的问题,除只能捏造假 姓名、假籍贯等等以外,还不敢上诉,以免闹到国民党伪江苏高等法院去,翻出第一 次老帐。但我又很不甘心,便和旧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一个玩笑,写了一封抗议信,说 我被捕时的住处有好多书籍和衣物,判决书上并未宣判没收,应该发还。巡捕房只好 胡乱弄了一些东西送到马斯南路监狱给我。其实那里面绝大部分都不是我原有的东 西,而是巡捕房以前抓人时没收下来的衣被和书籍。书籍多半是日文的,只有少数中 文书。可是那里面却有不少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如《资本论》、《自然辩证法》、 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等等。甚至还有一本封面上印有“国色天香”四字的我党“六 大”文件。恰好我正跟曾经留日多年的难友廖体仁同志学习日语,便从中挑选了一大 箱中、日文书,先存在狱内保管室,后又带到烟台监狱。 

    到烟台后,我们虽已不能象在上海监狱那样建立秘密交通,暗中联系群众发动全 监狱大斗争,却仍由我们八个政治犯提出了改善伙食、给予读书自由等等条件,举行 了七天七夜的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其中最主要的胜利之一,就是让我把那一箱 书拿进了监房,而且特准增发给我两个本来作为尿罐用的新瓦罐,一个放书箱,一个 用作坐凳。这样,我的监房就同时变成一个小型图书室,后来监狱当局大概觉得让我 们埋头读书有利于防止“闹事”,对外面寄来的新书刊也放宽限制,不再扣留。

     过去,我虽已入党好几年,却从未好好学习过革命理论。自这以后,才一面继续 自修学日语,一面逐渐学会阅读日文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并且愈益增大兴趣, 慢慢读完了包括《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在内的好些书。当然水平始终都很低,但总算 稍稍入了一点门,比以往那样盲目无知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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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事中的大道理 

    我们也不完全是埋头死读书。因为我们住在那条弄堂顶头门对门的八间独居室 里,离中心看守室较远,尽管谈话很不方便,仍然可以互相提些疑问、谈点心得,或 者讨论一些问题。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因为一件小事而展开的大辩论。那里每天早晨照例是先 洗脸,再由看守带出去倒尿罐。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洗脸水送迟了,大家还未来得及 洗脸,看守就提前要带大家去倒尿罐。我们有一位老王同志要求先洗脸,看守坚决不 许,两人争吵起来,几乎动手相打。我怕老王在房门外和看守打架要吃亏,赶快走过 去把他们隔开,另一位老林同志马上提着尿罐向外走,说:“先倒尿罐也可以嘛”, 别的同志也就跟着走了出去。这一来把老王气坏了,说老林是右倾机会主义,老林则 反过来说老王是左倾盲动主义。于是在我们八人间就爆发了一场有关左右倾两个“主 义”的大争论。大家都联系党的历史经验,提高到理论原则的高度,发表了好些越来 越深入细致的议论。这场争论前后延续了十一、二天,争到后来,才逐渐集中到了两、 三个主要问题上,如谁是我们在监狱里的主要斗争对象?我们对下面看守员的方针政 策应该如何?我们应该如何区别不同对象和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灵活掌握斗争分 寸?最后才由我把狱内这一具体问题和全国革命大道理联系起来,按我当时的有限水 平,作了一个总结,基本上求得了一致。

    这十多天里,只要看守一走开,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我们就不约而同地站到门 旁,或用嘴巴对着门洞小声讲,或用耳朵贴着门洞听,不单专心一意,各抒所见,而 且引经据典,据理力争,谁也不肯轻易罢休。这对于我们在那里的学习,实在可以说 是一次相当生动的考验,现在虽然已经说不清具体内容,但大体轮廓却至今还记忆犹 新,对我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很有帮助。

 

专题研究 

    学着学着,又很自然地引起了作些专题研究、择要写点心得体会的兴趣。 不过在那里看书虽已获得一定自由,写作却仍严加禁止。幸而在我的书箱里有几 本练习簿,几枝铅笔头,几个钢笔尖,均未被查出没收。此外,还争取到了一个愿意 给我一些帮助的看守。于是我就尽量利用这些条件,采取想好几句、马上抓紧写几句、 立即设法隐藏起来的办法,慢慢写了几篇东西,请那位看守寄给上海和我保持着通信 联系的王洞若17同志,用满力涛的笔名,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几个刊物上。《科学的生 活教育》,这是我学习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分析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很不成 熟的心得。

    接着还写了一篇《时间与空间》,一篇是刚学了一点点唯物辩证法,就忘乎所以, 妄发议论,仅以磁场、地球、细胞、分子、电子等等简单常识为论据,即认定自然物 质运动最基本的运动形式为“对立统一的两极运动”,认为其它一切运动形式全都是 这一基本运动形式在不同时间、地点、情况和条件下的发展变化。结果,寄出以后不 单无人理采,还全部遗失掉了。不过,我对此并不后悔,失败也是一种锻炼,而且我 觉得自己虽然没有条件搞清这个问题,将来总有人会研究出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道理 的。

    在研究和写作方面,使我费时、费力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问 题。烟台监狱里有一位医生,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医,据说曾在江西被红军俘虏过。他在平时就常想找机会和我们谈谈红军情况,一九三五年秋,他忽来偷偷告诉我说, 共产党已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我听后认为这完全是谣言。不久偶然看到上海刊 物上一篇文章中有几句话,大意说“不能因为停止内战、抗日救国是共产党提出的, 就不敢赞成”,这才引起了注意,但仍不相信国民党会停止内战,不懂我们党为什么 会提出这样的号召。那时没有办法看到党的文件,书箱里倒有不少研究日本政治和经 济问题书刊资料,因此我就把主要注意力先放在研究日本帝国主义问题上,感到只要 把我们当时在国际上的这一主要对手研究得透一点,就比较易于理解我们党为什么要 采取这一战略对策了,从此,我就象着了迷一样,学习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等书, 又多方查阅资料,反复研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特点、先天弱点、时代背景、国际 环境,以及它必然要侵略中国,必然要与全中国为敌、与全世界为敌、与本国人民为 敌,必然要土崩瓦解、一败涂地,等等几个关键问题。直到 1936 年春末夏初才逐步 理出一些头绪,大胆写了一篇《日本当前的危机》,在文章末尾给它作了一个总结, 说:“到那个时候,日本的人民大众就将站在一个伟大的墓碑上,和全世界爱好和平 的人类握手。这个墓碑上写道:这里长眠着一个想和国际列车赛跑而拼命吃补药吃死 了的残废人。” 这篇东西仍请那位看守寄到上海,由王洞若同志转给钱俊瑞同志主编的《现世界》 杂志,用满力涛的笔名发表在 1937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该刊第一卷第十期。 往事回顾 这篇《日本当前的危机》,是我在烟台监狱看书学习的最后一篇心得。如果说那 里是我的“革命学校”,那么这篇东西也许就可勉强算做我那里的《结业论文》了。 因为写完这篇东西以后不久到 1936 年夏季,我便忽然又被转送到山东济南第二看守 所,并和从其他监狱转来的华岗、向明等同志同被关在更加远离普通犯的独居监里。 不仅如此,我那一大箱书也未再准许继续带走。这样,我就被突然剥夺了像前几年那 样看书学习的有利条件。 回头算一算,从 1933 年被寄押到烟台监狱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 50 年。若 论在那里看书学习的三年多,时间是很短促的,看过的书实际上也很少。若论我在其 后 50 来年中的工作表现、知识与理论水平,更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不能不感到十 分惭愧。但是,不管怎样,我对于那短短一段生活经历却终生难忘。因为我原先只是 一个师范生,参加革命活动 7、8 年,也只凭一点爱国热情,在一切方面都很幼稚, 由于有了那几年较为认真的学习,才既比以前稍有进步,又为以后几十年特别是 1937 年 8 月出狱后的工作与学习,打下了稍好的基础。不仅如此,还由于尝到了那几年苦 中有乐的甜头,我才更亲切地体会到了前面所说的想法,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碰到 多大困难,都可以把它变成锻炼提高自己的革命学校,并且因此而增强了信心,多少 养成了一点随时结合实际看书学习的习惯。

        像父亲这样在狱中前后六年多自修上“大学”磨炼出的党性修养,又 在武汉、桂林国共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双重身份实践抗日救亡工作,到了 苏中抗日根据地担负了党的重任,可以甩开膀子干事业,那是一定会绽放 生命光彩、迸发创造活力的! 

        为纪念党的百年华诞,中共宝应县委党史办与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 根据地研究会一师苏中分会共同编辑出版《践行初心》一书。这件事意义 深远,更激励和强化了我们新四军后代继承先辈遗志、发扬铁军精神的重 任!这些天我在时光隧道里穿行,重学党史,寻觅先辈的足迹,更体会到 编辑出版此书,就是“用我们的信守和情***,为亲爱的祖国添加一份合格 的答卷,交接好红色的接力棒”;也是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紧跟党中央,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初心使命、凝聚奋进新 时代的力量。

                                                                    (2020 年 6 月 8 日初稿于北京)

(本文有原党史办张爱东同志提供)

 (1)参见:《一年来苏中政权工作的总结》,见《管文蔚文集》,第 183 页。 

 (2)参见:《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实践及其实启示》。作者:郭金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 学部 2012 级硕士研究生;曹景文,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教授,刊登于《红广角》2014 年 第 10 期。 

 (3) 刘季平的《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情况》一文收集在《纪念刘季平文集》第 196-197 页。

(4)《管文蔚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作者陈虹:1948 年生,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 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

 5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原名陶文浚。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 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 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 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6 参见:《刘少奇与华中抗日根据地》一文(2017 年 05 月 18 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 虞宁 

7 参见《中国共产党关心陶行知和他的教育事业》一文,载于《重庆陶研文史》2002 年第 l 期(总第 5 期)。作者:潘合定,原系古圣寺育才学校社会组学生。

8“和衷共济携手并肩”:这个故事摘自《管文蔚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作者陈虹)

 9 管文蔚,江苏省丹阳市建山乡人。1940 年 8 月起先后任通如靖泰行政委员会主任、苏北行政委员会 主任兼东台城防司令员、苏中行政公署主任兼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5 年 1 月被选为中共苏中区 党委常务委员,7 月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参与领导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游击战争。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司令员与苏南行政公署主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 江苏省副省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顾问、中共江苏省委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等职。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十二大代表。

 10 吴瀚(1914.3.8~):“一二•九”运动积极参与者,1936 年 4 月入党。1937 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 后应聘汉口懿训女中教员,曾任汉口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战时服务团团长,桂林中山纪念学校教员。1941 年 8 月参加新四军,任苏中行政公署、二专署机要秘书、苏皖边区教育厅秘书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在苏 南妇联、华东妇联福利部工作。1951 年 7 月起,历任上海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副主任,上海华东医院副 院长、党总支书记,山东省科技情报所所长,中央监察部驻高教部、教育部监察组监察员,北京图书馆研 究员。

 11 陈丕显(1916.3.20~1995.8.23):生于福建省长汀县南阳区官连坑农民家庭,曾用名陈家煜,化 名阿丕。陈丕显是中共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第十二届中央 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 爆发后,他奉命到瑞金、信中等地寻找、联络部队,为赣南游击队出山抗日做了大量不久,他被调到中共 中央东南局工作,任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从苏南渡江北上, 随军东进,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

 12 摘自《晓庄岁月》(作者:刘大伟,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光明日报》 2017 年 5 月 31 日 16 版)

 13《论生活教育同志的使命》本文发表于 1940 年桂林《生活教育通讯》第 6 期,收集于《纪念刘季 平文集》第 258-259。

 14 宗旨:据该期报载生活教育社的宗旨为:探讨最合理最有效之新教育原理与方法,促进自觉性之 启发,创造力之培养,教育之普及。及生活之提高。《生活教育通讯》的任务在于加紧社员联系,促进社 员互助,报道战教实施,交换工作经验。

15 《陈丕显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出版,是一部记述作者亲身经历的 革命回忆录。共分“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坚持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准备反 攻”、“解放战争”4 个部分。本书翔实地勾勒了苏中解放区 10 年斗争和建设的发展过程,着重记叙了苏中 解放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再现了这一时期党领导苏中解放区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16 刘季平撰写的《回忆狱中的读书生活》登载于 1983 年 9 月 13 日《中国青年报》第 4 版。

 17 王洞若(1909~1960),江苏省丹徒人,早年考入南京晓庄乡村师范,毕业后留校工作,协助陶行 知致力于"晨更工学团"的工作,1934 年秋加入共产党,积极开展知识分子工作,吸收党员,增强党的战斗 力;上海地下党临时工委成立后,他为负责人之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时,任群委委员;上海沦陷后,奉陶 行知之命,组建育才学校,任研究部主任;"皖南事变"后,隐身于昆明教育界,由于长期在白色恐怖下艰 苦奋斗,积劳成疾,解放后在上海疗养,1960 年 12 月 19 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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