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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周文彰撰文: 宝应交通辉煌70年巨变

2019-05-19 10:48:50

来源:原创   作者:周文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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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贤周文彰撰文: 宝应交通辉煌70年巨变

      宝应通高铁 当惊世界殊

            (一)

    “出了高铁站,走十几分钟,就是你老家。”今年清明节回家,宝应县领导告诉我,“而且就在今年的年底通车。”

    这话听得我像在梦里一样。

    我从小就想看火车,尤其是听说把一块铜板往轨道上一放,火车轮碾过就成了一把小刀之后,就更加向往看看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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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在苏北宝应县城东南方20多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穷乡僻壤,不通汽车,更不用说火车了。那时,交通基本靠走,农民自嘲说“乘11号汽车”——11,即两条腿。

    这“11号汽车”偏偏又“动力”不足:我出生于1953年8月,新中国刚诞生不久,正是百废待兴之际,人们需求的物质生活供给严重不足,我每天饥肠辘辘,长得面黄肌瘦,走路的能耐就可想而知了。

    从家里到县城,我要走三四个小时,通常是天不亮起床,妈妈做点吃的,然后上路。有一次走了几里地,我走不动了,想歇会儿。妈妈不让,拉着我继续走,说是要“赶路”,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到“街上”?我们那里把县城叫“街”,去县城叫“上街”。就这样,一路上妈妈催着要“赶路”,我闹着要“歇脚”,于是,一个怨天怨地,后悔不该带我;一个哭天喊地,坐在路上不肯走。到了县城大姨家,我们都累得站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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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交通“基本”靠走,是因为也有不走的机会,那就是坐船。农民种田要肥,县城厕所要清,于是生产队包了一个县级机关的厕所,每年交机关几十块钱,厕所满了就用船去把粪便装回来,要是现在是要倒过来给钱的。每逢船要上街,村里如同过年般热闹,想乘船上街的,提前准备起来。开船那天,在家的到河边送上街的,千叮咛万嘱托,目送着船慢慢启程。


    船的动力靠竹篙撑,行到大河,执行装粪任务的男子汉上岸拉纤,留一个人在船上掌舵,老人妇女和我们小孩继续坐在船上。等我读到小学高年级,感到坐船享受不好意思了,就主动要求上岸当纤夫,走不动了再上船。后来,每当听到“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的歌声时,我就特别有画面感,因为“坐船头”“岸上走”的体验我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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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又过了不知几年,最让我感到有面子的事,就是街上亲戚到我家。他们几个人几辆自行车一下子骑车进村里,引来许多人围观。渐渐地,“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向农村延伸,以自行车当交通工具的多了起来。不过,我1973年9月离开老家到扬州市读书前,自行车还没有普及。我每次从学校到公社参加教师会议,七八里路,都是光着脚板大步流星地走,早上去,晚上回。当民办教师3年,绝大多数教师都和我一样,基本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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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扬州读书,寒暑假都要回老家。老家到扬州,120公里路程,汽车票好像是2.6元钱。这路费意味着什么呢?我当民办教师时的补贴是每月5元,外加年终生产队给2000个工分,大约值100元,差不多冲抵生产队分给我家粮草的钱。2.6元的路费就是我半个月的补贴,当然就是大钱了。

    因此,往返找顺便车就是常事了。好在一位初中同学在县食品公司工作,公司经常要往扬州肉联厂送猪禽,我可以坐在卡车驾驶员旁边。要是赶上不发车,我就或者买票,或者遇到什么坐什么。我就乘过一次三轮摩托车,拖斗装着氧气瓶,没有篷布,我就坐在氧气瓶上,经受了一次风寒的洗礼,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什么危险。

    20世纪70年代末,从县城到老家通了汽车。虽然汽车驶过,卷起一路沙尘,但交通靠走的历史算是结束了。从扬州以及后来从南京乘车到县城,不出县汽车站,直接等车去老家,下车就是我们大队境内,走半个小时就到村里了。

    车是通了,但车是论班次、论路线的,一天也就几个班次,要是谁家突然有个急事,照样饱受交通不便之苦。1986年11月,我父亲在老家突发脑溢血,村民们七手八脚把他抬上门板,一路颠簸飞跑几公里,把他送到乡医院,路上还有意识的他,到医院就不省人事了。在北京读书的我,接到“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连夜坐10多个小时火车到徐州,从徐州再坐9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宝应县城,又焦急又悲伤的漫长煎熬,现在回想起来仍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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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随着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我益发怀念已故的李秀林教授和我的父亲周德荣先生。我得以攻读博士学位,内中饱含着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值本文完成之际,我谨向李秀林教授,一位英年早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表示深沉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我谨以本文作为我对先父的永久纪念——他老人家一生的最后心愿就是盼望活到我戴上博士帽,但突如其来的病魔使他未能了却此愿,留给我一份悲怆的终生的遗憾。

        (三)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表现在也归功于高速公路。自1984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开建以后,高速公路在我国广袤大地迅速延伸,通车总里程,1998年位居世界第六,2001年跃居世界第二,2011年就名列世界第一了。2000年11月,京沪高速的全线贯通把我老家宝应带入了高速时代,从徐州到宝应,最多2.5小时。从宝应出口下高速,汽车10分钟就驶进了我们村。乡村公路也从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或水泥路,而且实现了村村通。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二表现在也归功于机场的兴建和民航的发展。我亲身经历过,坐飞机的资格从特定身份转变为普通大众,买机票的手续从要组织证明到持身份证,安检人员从边防战士变为安检职工。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空中航线把它们从偏僻带进了“地球村”和经济“一体化”。2012年5月,扬州泰州机场启用,从北京或海南直飞扬州,然后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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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三表现在也归功于高铁。当世界上第一条高铁即日本新干线1964年建成运行时,我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国铁路步入高速时代的起点,是2003年开通的秦沈客运专线,到2018年底,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9万公里,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2/3以上。当我第一次看到高铁在车站里呼啸而过,我情不自禁地惊叹曰:“狂奔啊!”并随即赋诗一首:

    一窜无踪胜箭头,

    绿皮自愧似蜗牛。

    穿山跨涧平川越,

    足迹横空遍九州。

    绿皮即过去常坐的客运火车。等我老家高铁开通时,从北京到我们村,也就4个小时。想当年,这点时间,我从村里还没有走到县城呢!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四表现在小汽车进入家庭。以往,在我眼里,能坐小汽车的都是大干部,能坐进口车的都是级别很高的干部。1992年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最让中国留学生们自豪的是两件事,一是顿顿可以随便吃鸡肉,只要你愿意。鸡肉在那里太便宜了,而那时在国内还是奢侈品。二是能开上小汽车,1500美元的二手车,质量相当不错。“要是在国内,可能一辈子都坐不了小汽车。”有的留学生就这么对我说。他说得没错,那时谁也想不到中国发展这么快。早几年,我去看望刚从美国回来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指着房间里摆放的电视机、摄像机、音响、电冰箱等八大件对我说:“要是不出国一年,我一辈子也买不起这些东西。”而现在,就是打临工的人,每月也买得起一台彩色电视机。

    渐渐地,路上潮水般的自行车,先后被摩托车、电动车、小汽车所代替。而且,大部分小汽车是世界名牌。现在回老家,中学同学、亲戚朋友争先恐后地要开车接送。谁家有个急事,没有车的想找辆车帮个忙,绝对不成问题。现在难堪的是,堵车成了常态。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几乎逢城必堵。再就是停车困难,哪怕是10年前兴建的居民小区,也没有料到会需要如此之多的停车空间——这两个难堪,不是设计者们没远见,而是中国发展太快了!

    交通从走到飞的巨大变化,得益于我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不停步,得益于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得益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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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交通实现了从走到飞的巨大飞跃,但我没有丢掉“走”这个传统,而且比小时候走得多多了。不同的是,走,不再是为了赶路,而是强身健体。

         本文登载《学习时报》原文章题目是《周文彰:从走到飞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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