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人网站

发布投稿

关注微信

客服热线

88-114-114

周文彰:我的两次高考

2019-06-12 15:48:14

来源:原创   作者:周文彰

阅读:2123

评论:4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一次是在1973年,它使我走出了农村;一次是在1977年,它让我走进了学术。特别是这后一场高考,它改变了国家,改变了许许多多年轻人的命运。

 

1953年8月生于宝应县小官庄镇双闸村,属于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1965年9月考入望直港初级中学读初一,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课程全部停止,学校成了“革命”的战场。1968年11月初中毕业,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小官庄镇中学(当时叫东风中学)读高中。1970年7月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久当了村学校的民办教师。


55aa7013f47a9a35dcf02e421f0d954.jpg 

1973年上半年,在公社开会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大学招生,于是鼓着勇气先向公社文教领导、后向大队党支部书记表达了想上大学的愿望,不想他们满口答应,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当时改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江苏省招生数与推荐数的比例为1∶2,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在那场招生考试中,辽宁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引发了一场影响极坏的政治风暴,使这场考试成为“文革”中的唯一一次“高考”,而我的一篇《家乡新貌》的作文则特别优秀,引起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招生教师的重视,决定进一步考我。

48271a7ebdb88c9c8c5df6fc40d96ef.jpg

 

考场设在宝应县中学。那天,校园里突然响起让我赶快去口试英语的广播通知,使我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没有考英语的准备。我当然读不了成段的英语,主考让我跟着他读,类似于“鹦鹉学舌”,得了个“模仿能力极强”的评语。于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当时列为保密专业)在本县的唯一的招生名额出乎意外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喜不自胜。然而,一封反映我家庭历史有问题的“人民来信”残酷地剥夺了我几乎到手的读大学机会。等问题查清时,大学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一个月后,中等专科学校招生,我免试成了扬州师范学校英语专业的学生。

 

我的第一次高考就落得了这样的结局!


1973年10月初,20岁的我告别了乡亲,告别了我所一直生活的农村,独自一人,带着木箱铺盖,乘上了开往扬州的长途汽车。刚刚治愈癌症不久的老母亲拖着仍然虚弱的身体,走了10多公里的旱路(步行)水路(乘船),送我到县城车站。从此开始了我和她几乎年年在这里含泪告别的场景,直到她年老力衰,无法再来送我。我平静了一下与母亲、与家乡依依惜别的心情,两眼望着窗外匆匆倒退的树木,耳边响起了邻座上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的对话:

 

“上海外国语学院这次也在我们县招生。听说只招一个。”

“是。录取了东风公社的一个姓周的。”

……

 

我把眼光从窗外拉回车厢,他们身边满堆的行李显示,他们十有八九也是去报到的师范生。他们当然不会知道,那个令他们羡慕的姓周的已被“人民来信”拉进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更不会知道,他们对招生内情的津津乐道正勾起那个姓周的内心的无限酸楚。


扬州读书期间,我英语学得异常扎实。入学时我被编在英语总体水平最差的三班,在三班我又属于基础最差的学生之一,但很快我就崭露头角、名列前茅了。我被选拔参加了学校的宣讲小分队,宣讲大获成功。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部队纷纷前来邀请。这一讲注定了我与政治理论的缘份:1975年毕业时,学校留我当政治教师。在“突出政治”的那个年代,政治教师是一个重要而荣耀的职业。

 

尽管没有机会当英语教师了,但我自学英语没有放松过,直到56岁我才放弃努力,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一阵子,我以每天背10个英语单词的速度强化学习。英语学习使我受益终身,后来我在南京大学首届学生公共英语竞赛中获得冠军,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博士研究生期间翻译3本英美哲学名著,后来陆续出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用英语作讲座,英语就是从扬州示范学校起步的。我的信条是:凡是下苦功学过的,不要轻易放弃。


 截图20190328155443.png


1977年,社会发生了知识的升值、科学的春天和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废除推荐制,只根据高考成绩录取。起初,我频频给想考大学的年轻人辅导政治和语文,而没想过自己要考。我满足于当时的中师教师职业,陶醉于在扬州已获得的小名气。我母亲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国家干部身份,离老家又近。高中毕业后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当上公社供销社或粮管所的售货员,可以买到紧俏的肥皂和米糠。倒是当时的朋友、现在的妻子竭力鼓动我报考。

 

她生在长在南京,从小就充满活力与理想,可惜赶上了那个年代,在15岁的花季年龄,随全家下放到了偏僻的农村。幸亏她生性好强,玩命地劳动,很快地入了党,当上了大队团支书,晚我一年,被推荐到扬州卫校读书,从而给了我一个姻缘。她的鼓动使我当机立断,赶在报名结束之前报了名,好在不需要领导批准,因为上面有规定:凡符合报考条件的,单位不得阻拦。

 

报什么专业呢?社会上沸沸扬扬,说“文革”几年积压了不少人才,竞争一定异常激烈。我认定:能跟我竞争英语的不会很多。但仅仅英语好也不行啊,数学是必考科目,这恰恰是我的短板。于是我把数学作为复习的重点,白天上班,晚上就呆在办公室,桌上平放一块小黑板,从初一数学课本复习起,一边看书,一边在黑板上一道题一道题地演算,直到高中数学全部复习完。我不知道那时有没有高考补习班,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请人补习。

 

当时抱定的决心是一定要考上。因为我是师范老师,几个同事的孩子也报考了,如果他们考上了我却考不上,岂不丢人?恰好这时,叶剑英元帅的诗发表了:“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题为《攻关》的诗,迅速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多年大搞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它让我们耳目一新、提气鼓劲。我邀女朋友特地和我一起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题名“攻关”,为自己复习迎考打气。

这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开考那天,我独自骑着自行车来到考场,没有人陪同,父母在老家喂猪种地,女朋友在医院照常上班。考场外边,闲人也寥寥无几,不像现在陪考的远远超过考试的。考完一场,骑车回学校食堂吃饭,下场考试再来。

 

考试成绩我知道了:在扬州地区组织的初试中,百分制的英语成绩我得99分,据说全地区第一,其他成绩也不错,从而进入全省组织的复试。复试自我感觉更好。但招生办通知我:改报专业,我已超过21周岁的英语专业录取年龄。再报专业,当然就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了。在扬州师范学校毕业留校任教3年,前两年教政治经济学,后一年教哲学,都是边学边教。每个考生可以填报3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二志愿,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第三志愿,有人提醒说,填个差一点的学校吧,不要全砸了。我横下一条心:要上,就上名牌大学——第三志愿:南京大学哲学系。


微信图片_20190406150716.jpg 

我的复试成绩是多少呢?无从得知,因为当时不予公布。进了大学我才知道,4门考试的总分满分是400分,我得了328分,其中数学不及格。按照我的考分,我是可以实现第一志愿的。可是,此时招生规矩细节还没有立起来,南京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把全省的高分考生尽情要了个够,而不管他(她)报的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于是,1977年年底,我接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这次高考,竞争有多激烈?好久以后才知道:全国参加高考人数570万人,录取人数27万人,录取率4.8%,差不多20个录取1个。

 

如愿考上了大学,应该高兴啊!可是,我见到女朋友时,她居然两眼红肿。原来同事提醒她:“你把小周放走了,他变心你怎么办啊?”报纸上的一张漫画我也看到了:一只风筝高飞蓝天,风筝线系在地面一位低头擦泪的姑娘腰上,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青年,挥着剪刀,在剪风筝线,漫画标题是:《累赘》。想到这些,女朋友一夜伤心未眠。我一听笑了:别乱想!送我去南京大学报到——亮身份!1978年3月新生开学时,我们双双第一次同时出现在南京大学校园。


468fcc832f4fdf1b14ee843113d532e.jpg

 

我常想,我不幸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那场考试,让我从学士学位读到博士学位,培养了哲学思维。正是哲学思维让我终身受益,在什么岗位都能很快适应,进入角色。

微信图片_20190612102556_wps图片.jpg

 

(来源:《扬州日报》2019年6月10日)


关键词:

人已打赏

      ×

      打赏支持

      打赏金额
      • 1元
      • 2元
      • 5元
      • 10元
      • 20元
      • 50元

      选择支付方式:

      打赏记录
      ×

      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新闻评论服务协议

      共4条评论
      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