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前两天，应邀和香港回来的朋友到原宝应县县委书记、扬州市交通局长的姚佩伦家做客。88岁的姚佩伦精神矍铄，腰板硬朗，思维清晰，谈笑风声。他领我们观看了他的书法室，电脑工作室，后来又打开影像集向我们介绍。其中的一页让人惊诧愕然——昔日在周边县市交通局局长位置的12个人，逝世3人，有5个进了监狱。
为什么交通局长这位置上的犯罪率这么高？仅归咎权力大的因素不完全，还应当有监督不力和自身修养等原因。交通局长手中的权力很大，每年建桥铺路等工程很多，投放的资金巨大。如果掌权者不能够以廉立身，把握好人生底线，就很容易滑进泥潭。
下面是转载2025年12月人物传记知名作家杨武教授的文章。
姚佩伦曾担任夏集公社党委书记，即现在的夏集乡镇党委书记；也曾担任宝应县委书记；还曾担任扬州市交通局局长。这些岗位都是主政一方的“诸侯”，是负责人、财、物的正职领导，也是现在有人说的腐败频发的“高危”岗位。这样一个经历的人，本身就充满了故事，他是如何平稳走过那些岁月，又有着怎样的工作作风，这些让我很好奇。
在朋友的介绍和陪同下，我们驱车来到扬州姚佩伦的家里，和他见面。听说我们来了，他赶忙到家门口，脸上满是笑容，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今年已经虚岁87了，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是他思维清晰，自己能操作电脑。退休后,有了闲暇时间,重拾少小时光曾萌发的文学艺术之梦,既爱时尚的摄影,也爱传统的诗词，有着那种怡然自在，又保持清净有为的老干部气质。
他1939年11月出生在扬州宝应夏集镇一户贫困人家。他很认真地说：“夏集属于高邮、宝应、兴化三个县交界地区，比较偏僻，过去的经济比较落后，是里下河的一个水乡，交通很不方便。我父亲母亲以种田为生，夏天忙到秋天收获后，就离家外去打工讨生活。1939年秋收以后，我父亲母亲到溧阳山区的山上，靠打柴卖钱维持生活。当时母亲已经怀着我了，还要去山上砍柴。他们借住在一个祠堂里，我就是冬天在溧阳县的一个祠堂出生。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家庭生活贫苦。”
他一直记得母亲告诉他的一件事。他很感慨地说：“大概是1942年，当时日本鬼子下乡扫荡，抢粮食和搞破坏。农民都逃难，逃难的人比较多，当时我才两岁多，因为我很小不懂事，会哭闹而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影响大家的行动。一个邻居就带着我母亲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年夏集有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四团，团党委委员、一营政委林友映，他是1915年生于菲律宾的归国华侨，为了保护群众，阻击日军光荣牺牲，牺牲时林友映才27岁，牺牲以后人民群众怀念他，给他安葬在潼河畔，把他牺牲的地方郭桥乡，改名为友映乡。”
林友映的故事就这样从小埋在了姚佩伦的心灵里，林友映以华侨的身份参加抗战，为保护包括他在内的老百姓献出了生命，为了人民可以奉献一切的精神，让他对革命烈士充满了敬仰。
小学毕业后，到了1954年，15岁的姚佩伦参加了刚成立的夏集初级农村合作社，并被委以重任。他很认真地说：“初级农村合作社是一个解放后的基层农民组织。当时我小学毕业，一个是因为我家庭贫穷，未能继续读书，另一个是因为家乡缺少有文化的人，所以让我到初级农村合作社去做会计。我白天做会计，晚上去为农民扫盲担任辅导员。”
当时乡政府老干部看到他年纪轻，又工作积极认真，1958年就把姚佩伦介绍到王营乡政府做文书，从这里开始，他才算是正式参加工作，在基层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他接着说：“我1958年担任乡政府的文书，相当于秘书岗位。我1959年入党，知道自己文化不高，就下功夫非常刻苦地学习文化。夏天晚上学习的时候，又闷又热，农村的蚊子比较多，就弄一个桶，把脚放水里，坚持了几年，提高了文化知识。我还经常给领导写报告材料，记得当时王营乡和夏集乡合并，就叫夏集人民公社了，公社党委书记叫李连生，他做报告都要我写稿子，做报告遇到生僻字不会读，还要我旁边提醒，那时的乡干部文化水平都不高，都是工农干部出身。”
多年的文书岗位经历，让姚佩伦对农村基层情况十分熟悉，也让他积累了更多的农村基层工作能力。所以1968年文革开始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就承担了从南京接知青到夏集公社的任务。
他记忆犹新地说：“1968年我就在公社做文书，宝应县组织人到南京去接知青下乡，我被委派参加。到南京以后，我们先家访一部分知青，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当时夏集公社就接了800个南京知青。我记得1968年11月6日，我们浩浩荡荡从南京下关坐船，从长江到大运河，快要到子婴闸地方的时候，有人说夏集这地方很苦，水田地还有蚂蟥，城市青年听说都很害怕，很多人向我提出要求，不愿意再往下走了，我找了几个人反复解释，情绪才稳定下来。到了宝应地段，到一个革命闸的地方换乘小船，在这里有一百多条小木船来接知青，小木船摇摇晃晃，再走二十几里小河才能到偏僻的夏集农村。”
从南京来到偏僻乡村，当时这种落差让一些知青产生不适应，11月8日又正好遇到寒流，姚佩伦就带着这些知青在夏集中学临时熬过去一个晚上。
他接着说：“南京和夏集差别是这么大，很多小青年不习惯，到夏集正好过一道河，桥是由三段木头接起来，许多知青不敢走，还要别人搀扶他们。很不容易从南京到了夏集，第二天再分到各个生产队。第一批800人的南京知青，后面又陆陆续续的来了一些，当时有金陵中学和南京一中、三中、六中、七中、二十三中、二十六中等中学的知青，子婴河同夏集合并累计下来一共1200多人。他们被分配在34个大队，259个生产队进行落户，后来统一安排建成了98栋知青房子，是由上级政府补贴，地方再补贴修建的‘四角硬茅草房’。
他们对农村艰苦生活环境不适应，当地农民都表示极大的热情，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劳动上等各个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照顾，手把手的教他们农活，心贴心拉家常，生活上问寒问暖，体贴入微，他们逐步的适应环境，学会了割麦，栽秧，养瓜种菜，养鸡等，从此以后，他们成为了新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广阔农村，给了知青成长锻炼，当时夏集乡有242位知青当了生产队长，有108人担任农技员、饲养员、扫盲辅导员、赤脚医生、拖拉机手等“八大员”，他们在农村都发挥了作用。
比如夏集、双塘、王桥、万民知青年文艺宣传队，组织节目演出，深受农民欢迎。1974年11月中央专门拍摄了一个电影片子，叫《广阔天地新苗壮》大型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各地进行播放。在纪录片当中，有当时南京一中的胡俊，他从南京带来了许多天文方面的书籍，利用劳动之余捉来青蛙、泥鳅、蚂蚱等昆虫动物进行喂养观察，建立简易气象预报点，做天气报告，成为远近闻名的“小管天”。还有夏集一批知识青年文艺骨干排练《白毛女》、《红灯记》等，他们的演出轰动兴化、高邮、宝应三县市周边十多个公社，与农民结下了一些不解之缘。
（1974年11月中央专门拍摄了《广阔天地新苗壮》大型新闻纪录片，其中介绍了夏集公社，有姚佩伦和知青胡俊等）
1974年姚佩伦担任了夏集人民公社主任、副书记、书记。1979年他被调到宝应县担任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几个月以后担任副县长，1982年担任县长，1987年担任县委书记。无论在哪里工作，这批南京知青一直是他的牵挂，并与他们许多人成为了一生的朋友。
姚佩伦欣慰地说：“我和他们一直保持正常的联系，当年我到了县里工作以后，也和他们保持联系，再后来调到扬州，几十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潘学彪、陆英夫妻，潘学彪是初中生，陆英是高中生，他们两个都是知青，在农村结了婚，潘学彪在农村做农业技术员，当时已经有了小孩子，所以陆英不能参加高考了，只有潘学彪参加高考，考上扬州农大，大学毕业以后又留校做教师，一直做到教授。陆英通过知青回城，到南京汽车运输公司，一个在扬州，一个在南京，当时家庭生活非常不方便。
我帮助他们，把陆英从南京调到扬州手表厂，让他们夫妻团聚。现在我们经常都在一起，他们也经常组织当年知青骨干开展交流活动。这批知青中，先后还有70多位知青后来担任省、市、县、乡各级领导干部。夏集就成为南京知青的第二故乡，现在许多当年的知青，还每十年回夏集举行一次纪念活动。”我能听得出来，他对当年的知青，也是充满了感情。
（2008年11月南京知青插队夏集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合影留念）
他接着说：“我经常下去检查工作，他们也跟我交流，他们也支持和帮助我的工作。他们从城市到农村来不容易，只要有政策符合条件回城去，我就积极支持。如果按照我站在县委书记这个角度上，我不愿意让他们走，比如有一个叫汪忠献，已经在宝应县当农业局副局长，是宝应县副县长后备人员，他要调走。当时我心里矛盾斗争了好长时间，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让他走了。”
从到南京接知青，到知青回城，与知青在一起的那一段时光，姚佩伦主要是在公社担任文书、书记和在宝应县担任县长、县委书记，让他感受到了知青的朝气蓬勃，给当地带来的积极变化，是知青感染了他，也让他对知青倾注了自己的关心和爱护，赢得了知青的敬重。
其实姚佩伦在工作上能以身作则，也让大家对他有着几分敬佩。他在夏集担任党委书记的时候，曾经搞了一个“学大寨五日河”，5天要开掘一条河道，以疏通水患。他跟群众一起在工地上，当时组织了几千人干了5天，到了第五天没有开通，他就带领大家连夜干完，工地上没有一个群众离开，没有人有怨言，几千人一直干到天亮工程结束。他经常带领群众晚上挑灯夜战，白天和晚上都拼命干农活，如此的干劲，群众都给他起了外号“姚半夜”。
1984年国家开始探索体制改革，对干部有革命化、知识化的要求。姚佩伦只是小学毕业，虽然也被派往省委党校学习两次，但是按照知识化的学历要求，已经显得不足。也因此他被从正县长岗位，调整到县委副书记岗位，兼纪律监察委员会书记，从排行第二的正职，调整为排行第三的副职。
（时任宝应县委书记的姚佩伦）
就算如此，姚佩伦也一直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为了更好地掌握县域经济理论和科学知识，参加了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的学习，学习了植物生理学、土壤基础知识、植物保护、农业经济管理，三麦、水稻、棉花栽培技术等课程，两次到省委党校学习两年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理论，对于小学毕业的他来说，工作的积累和理论的学习，知识结构和文化水平已经是脱胎换骨了。
对于岗位的变化，他很淡然，他笑着说：“我在工作上没有因为岗位变化而有所放松，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到了1987年市委书记到宝应考察，调查了好几天，听取群众的意见，大家对我各方面还是认可的，结果又把我安排担任县委书记。同时我也是宝应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还是预备役师的政委。可以说，在宝应县除了政协以外，其他的岗位都给我干过了。”
（姚佩伦（后排右一）在江苏省委党校学习）
“县委书记是一方‘诸侯’，您印象中当时工作是怎样的环境？”我笑着说。
他拿出一个准备好的笔记本，翻开后，很认真地说：“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主要是政治上比较乱。一个是政治上三面红旗大跃进，极左的思潮，使得人民群众都受影响。以夏集公社为例，我们工作都是解决温饱的问题，解决吃饭问题的。当时在人民公社初期，都强调‘一大二公’，生产、分配、消费均集中管理，在体制上一度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我们组织了8个团、32个营、158个连、402个排，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理发师、幼师，还有缝纫组等，理发、洗澡，包括缝衣都不收费，集中劳动力对土地大深翻，在穷队富队之间进行‘一平二调’，生产队出现浮夸风。当时一亩地产量正常不到1000斤，但是提出一亩田的产量要达到一吨即2000斤，导致经济上倒退。
1959年还搞超规模、超速度的兴修水利。当时最困难的时候，每天平均一个人只有5两6吃的，乡村干部晚上开会，很晚了吃饭，茨菇不去皮，放在一个锅里煮熟了吃，群众还把村干部告状了。1959年到1961年又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麦子没成熟，就把麦头子剪下来，磨成面吃，在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据调查仅仅王营村就饿死了182人，耕牛少了百分之四十，大型农具损失百分之四十六。”
“饿死人这个是您亲历经历的，您亲眼看到了吗？”我以前只是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有大量饿死人的事情，但是我一直有怀疑，今天听到他亲口说起，于是我马上追问他。
“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当时下去农村以后，看到许多子女戴孝送死者。当时有天灾，也有人祸。我们当时的一个县委书记，他因为过去在领导部门专门搞政策研究，不深入了解群众，当时省里专门安排一批粮食来救农民，他为了好好大喜功，居然拒绝了救济粮，下面饿死人的事情出来后，他被受到处分。”他马上回答说。
“您当时看到饿死人，您是什么感受？”我也严肃起来，接着问。
“我们家当时也是受到影响，我兄弟再加父母6口人，我大哥、还有我姐姐都出去打工，我父亲到上海码头做码头工人去了，当时口粮不够吃，就用瓜菜来代替粮食，维持生命。当时这么大的灾难，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他脸上没有了笑容，过去的那些苦难，依然让他心有余悸。
1964年农村就对干部群众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总结了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整风，有效地制止了浮夸风漫延。
他接着说：“我们就改成以队为基础，叫三级所有生产分配形式。到了1965年掀起开展‘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68年知青也下乡了，开始兴建农田水利，实行科学种田，对夏集、子婴河10万亩土地重新进行改造，开外排河道有105条，其中土方有1,780万立方，改造荒地1.2万亩。所以我做了书记以后，搞科学种田，主要解决粮食产量，解决肥料问题。还有改良品种，另外我在夏集公社的时候，杂交水稻试验成功，亩产超过了1400多斤，以后逐步进行推广，全公社杂交稻从1977年试种的21亩，发展到1978年的2422亩，单产突破928斤，总产量达5737.6万斤,1978年比1977年超产1943万斤。增产51.21%，在扬州名列榜首，农民不会再挨饿了。我们还搞棉花生产，全面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娓娓道来，似乎几十年前的那些工作，依然还在眼前。
“您当时担任县委书记，工作要做好，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我接着问。
“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在政治和认识上。过去生产力破坏很严重，粮食经济搞不上来，当时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还有一个怕戴‘资本主义的帽子’，心中害怕走资本主义那条路，干部和农民都不敢放开干。我担任副县长时，主动到氾水镇复兴村蹲点，在南片十个乡镇中，第一个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试点，全县437个村在一年多的时间，全部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新出现的问题，又深入调研，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办法，进行适当、合理的调整，动户不动田，进一步完善了大包干责任制。我到了县里担任主要领导以后，提出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一起上的发展战略，主持制定了鼓励农民勤劳致富的十项规定，出了大布告，解除群众和基层干部的顾虑。转变思想以后，我们又积极宣传致富典型，把搞运输、搞种植成了万元户的人，树立为学习榜样，让他们成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在各种大会上进行宣传。”一句话，那时最大的问题是思想转变问题，他很认真地说。
思想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姚佩伦结合宝应的自然条件，积极推进水资源开发，鼓励大量养鱼养螃蟹，甚至政府财政拿几万块钱去买螃蟹苗，直接让群众养殖水产品。同时大力发展种植加工荷藕等一系列的措施，使宝应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仅以水稻为例，宝应1984年水稻总产量12.5亿斤，连续六年超12亿斤以上，全县人均产量1400斤以上，吃饭的问题完全彻底地解决了，1989年宝应县被国务院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荣誉称号，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