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生，有我伴随、参与的，是33个春秋；留在我记忆里的，只20多载；而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会超过3年。

他长期工作在上海，我们和母亲生活在宝应农村。能见面的机会一年也就一次。

可就这一次，父亲严厉得有点近乎冷酷。我5、6岁那年，他回乡探亲，与他较为生疏的我，一直没有开口叫他，便被他抱到墙角，“啪、啪”两个嘴巴，然后厉声喝止，我没命地哭喊，接着逼着哽咽抽泣的我，回答以后要知道叫爸爸。

这便是父亲留给我的第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对我日后见人就主动打招呼是否起了作用，我不敢说，反正我从此形成了这个习惯。

我们兄弟姐妹虽然都尝过父亲巴掌的滋味，一致认定他的手是“铜板手”--打人疼。但父亲用巴掌的时候并不多，他的严厉在于他的语言和神态。

哥哥考进复旦大学不久，获得了助学金。本以为父亲会十分高兴，没想到他一脸愠色:“退掉！比我们困难的家庭多着哇!”哥哥的反应略有迟疑，父亲立马逼进:“你要是不想退，我去!”

后来，我离乡进城读书，父亲退休返乡。每逢我寒暑假回家，他亲自买鱼打肉，烧火做饭，上下里外忙成一片。虽然他不放过任何可以对我进行教育的机会，但我发现，语言和神态渐渐地变了。

也许是他老了，脾气不由自主地改了；也许是我大了，不用他再严词批评了。他以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晚年的最大满足似乎就在于子女的成长与进步。

母亲一生务农，对我能进城市捧上“铁饭碗”心满意足。而对我总是不安于现状而心生不快。父亲则不然，他对我学途上的每一个台阶都感到欢欣，并全力支持。已是大学教师的我决定考博士，他特地从宝应赶到南京为我操持家务。

紧张的复习使我食不甘味。他从我吃菜的神情去琢磨下顿饭的菜蔬。每天上午的同一时刻，他把一杯热牛奶不声不响地放到我的案头，然后不声不响地离去。

这使我再也无法把眼前的他跟往昔的严厉联系在一起。我被录取了，他特意拿出一瓶酒，找来要好的乡邻，表达他的喜悦与兴奋。

“我只想再活3年，”他来信说，“看到你戴上博士帽，我就是死也瞑目了。”我笑他目光太短，愿望过低。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向精神很好的父亲会在一年之后，因为脑溢血突然长辞，走得那样匆促。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里这样写道：随着博士生学习生活临近结束，愈发怀念我的父亲周德荣先生。让我得以安心攻读博士学位，内中饱含着他的深情。

谨以本文作为我对先父的永久纪念。突如其来的病魔使他未能了却此愿，留给我一份悲伤的终身的遗憾。

父亲谢世10年，这份遗憾也在我心头萦绕了 10年。

选自《宝应日报》1996年11月26日文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