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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应头条  >  宝应文学  >  慎终追远思先父
慎终追远思先父
2021年05月04日 15:46   浏览:2934   来源:李映华

            慎终追远思先父 


                 冯大同

父亲生于一九○五年农历七月廿九日,卒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仅仅活了四十四年。

父亲原名冯昆,号立生,是个乡村塾师的儿子,祖籍宝应县郭桥乡赵河村,幼年从父读书很用功,一九一八年暑假考入扬州的省立第八中学(现扬州中学前身)。“五四”以后的“八中”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图书馆内藏有各种思潮的书藉,这对一个由乡村刚进入城市的青年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四九年我进入扬中时,父亲的同窗好友方剑岑先生就说过:你父亲喜欢读书,不但读胡适、郭沫若的书,还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夏集镇赵家河木桥)

一九二四年父亲在“八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时期父亲不仅用功读书,而且也关心社会,积极投身于当时的革命活动,他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亲身经历者。记得儿时每年夏天“晒伏“,母亲总会在樟木箱底拿出一件灰色长衫,指着上面一些褐色斑点说,这件血衣是父亲当年在上海南京路上游行时穿过的,上面沾着先烈的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一个清贫家庭出身的青年,倾向革命是可以想象的。在当时“交大”一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加入过国民党“左派”,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因其思想“左倾”而被停止党籍。

交通大学毕业以后,在华洋电报公司任助理工程师,但时间很短,由于不满洋人对华人的歧视,愤而辞职去南京,开始他一生教书育人的生涯。十年间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学,镇江中学,南通中学,如皋中学,盐城中学。

一九二九年与南京女师毕业生张世瑜女士结为伉俪,开始他人生中一段较为安定的幸福生活。七十年后一位“扬大”老教授许仲苌先生来看母亲,回忆十九岁时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数学系读书,曾在同乡的带领下登门拜访过父亲,这个在南京颇有点名气的数学教师。正巧遇到母亲夹着书包下课回家,老先生感慨地说:当时看到你们的生活状况,心中颇为羡慕,这也是我们这代读书人毕业后的理想安排:男的教中学,女的教小学。

        
  (冯立生夫妇和长子的照片)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的安定生活被彻底摧毁,父母亲不愿做亡国奴,毅然带着三岁的我,全家告别城市回到乡村。

抗战初期,父亲曾在兴化中鲍庄江苏省第二临时中学执教,据他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国破家亡之际,有些同学心情苦闷,曾有过借酒消愁,醉后闹事的现象。父亲没有正面地批评同学,而在课堂上自责没有把学生教好,枉为人师,有负于家长的期望等等,并鼓励同学不要自暴自弃,应坚持学习以待将来报效国家。

随着形势的恶化,苏北地区运河沿线的城镇大部分沦陷。日寇下乡扫荡日益频繁。学校解散父亲失业在家,记得有一次鬼子下乡扫荡,我们全家逃离赵河老家,躲在附近一个远离大道的独立庄户院里,中央军旅长吴独膀子的几个部下闯了进来要钱要物,最后他们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就要正在吃饭的父亲站起来,并扒下他身上的长衫扬长而去。面对这些守土有责的国军,还未见到敌人就溃逃抢劫百姓,我不能确切知道父亲当时想些什么,但我躲在母亲身后,只见他的脸上没有惊恐,没有愤怒;然而在平静、冷漠后面我读到了轻蔑。这是父亲在我记忆里留下的第一个形象,当时我五岁。

民国廿九年(公元一九四○年),是我们家庭在以后经常提到的年份,在这一年赵河的祖居房屋被日寇烧毁,这座祖屋是父亲的诞生地,也是一年前出生的妹妹的衣胞之地,她是我们兄妹三人中唯一出生在祖屋的孩子。在这一年祖父客死在小尹庄亲戚家中。也是在这一年,父亲应郑渡一带失学青年的家长之邀,办起了“冯氏补习团”。

补习团开始只有几个学生在郑氏祠堂上课,后来由于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为了方便郑渡南边学生就读,校址就搬到柳堡,在南头的寺庙里上课。住家搬至柳堡东头的夏大师娘家,两家相处很好,在以后近十年间,我们在游击环境中迁居过不少地方,但总把这里当自己的老家,而对祖籍赵河倒渐渐淡漠了。

冯氏补习团因为规模不断扩大,教师也在逐渐增加,张汉文先生,居石涛先生是与父亲共事较长的合作者。特别是汉文先生在冯氏补习团存在的七个学期中,几乎都与父亲在一起。先后在补习团教过书的老师还有刘甲元先生,徐震之先生,徐仲纯先生等。


一九四一年是父亲的本命年,在他三十七岁诞辰那天我们家添了一个男丁,我的弟弟,由于我出生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七十寿辰那天,父亲有感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给我取名“大同”;而弟弟与他生日相同,因此取名“亦同”。哥哥、弟弟都有名字,而长两岁的姐姐只有乳名,是祖母起的“怀弟”,老人的愿望很明确,希望再有一个孙子。现在已经实现,女孩子也应该有个正式名字,父亲请补习团德高望重的语文教师居石涛老先生给妹妹起名字。居老先生说:既然哥哥、弟弟以“同”字排行,就叫“怀同”吧。由此不难看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在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

也是在这一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到临北地区,这支穿着灰色制服,军帽上只有两颗纽扣的军队纪律严明,说话和气,白天在户外活动,晚上在堂屋里打地铺住宿,早晨起来,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寄居在柳堡的住址也经常住进部队。

在这期间父亲多了一些朋友,在这些经常来访的客人中,有刘烈人、周邨、杨德和等同志,后来我逐渐知道这些同志是刚建立的湖东行署的负责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邨同志,给父亲带来很多很厚的洋装书,农村条件简陋,既无书桌更无书柜,这些书都放在一只篮子里,有一次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全村人都撤到东面的湖荡里。回来后村庄一片狼藉。家中衣物已被洗劫一空,唯独这篮子书藉在屋角里安然未动。后来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佑。日本鬼子没有想到这只破篮子里放的是共产党人的经典——“资本论”。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临北地区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国民党、中央军是正统;共产党、新四军还处于相对弱小的阶段;日本人已占领了运河沿线的县城;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了伪政权,伪军占领了临泽、界首、汜水等较小的城镇。抗战前父亲在教育界已小有名望,按理应属“正统”中人,当时在兴化有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在秦潼的第一临时中学也希望他能去教书。父亲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就不满,不想与他们往来。汪伪政权中也有一些社会关系,曾邀请他去南京编撰初中数学教科书,他拒绝了;驻扎临泽的伪军团长李虎臣曾建议他把补习团移往临泽,改名为“苏北中学”他也拒绝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与日寇合作就是“汉奸”的做人底线他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共产党,当时的父亲还在观望中,据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冯先生经常讲国民党说美国人好,共产党说俄国人好,究竟谁好我们要观察、分析。作为学生我看还是认真读书最好。”

冯氏补习团在它存在的三年半中,先后就读的学生有七、八十人,为了躲避日寇的扫荡,几经迁徙,在宝应、兴化、高邮地区住过不少村庄,但一直留在解放区。从未在伪军、国民党统治地区停留过。

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和共产党人的争取,父亲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解散了“冯氏补习团”,接受了安宜师范常务副校长的任命(校长由宝应县长吴伯文同志兼),补习团的学生除一、两个人外,绝大部份都跟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安宜师范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有军事、政治、财贸、文教、青年等大队,以训练各类基层干部、乡村教师与刚入伍的青年学生为主。校址在宝应县城东北约四十华里的顾庄的一座大庙内,大雄宝殿前面有个很大的蓬子,这是学员上大课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顽童,在农村的游击环境下没有适当的小学可读,随父亲来到安宜师范,虽未达到正式进入该校青年队的年龄,有时也随着听听报告、翻翻学员的教材,记得那些小册子内就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等。这大概是我最初接受的革命洗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投降,父亲随县委、县政府进城。他的主要工作是接收宝应中学,同时也组织中、小学教师、医生等知识分子学习,宣传党的城市政策。

宝应中学校址在朱家巷南首,我们的家住学校对过的一户朱姓人家。在城里人的心目中共产党干部大都是些“泥腿子”(宝应俚语“没文化”的意思)宝应中学是县城的最高学府,对共产党新任命的校长能否胜任,尚有怀疑。居然有位高年级的同学找了几道数学题找到宿舍来“考校长”,话说得还算婉转:数学先生请假了,有几道习题不会做,校长能否指导一下。父亲参加革命不久,多少还有些不拘小节的名士派头,此时正在天井里剃头,不等结束就问是哪些题目,同学刚报出题目内容,父亲随口就说出这是“范氏大代数”(当时的教科书)的某节、某条并迅速说出几种解析方法,熟悉程度不亚于任课教师。这个同学由于不了解父亲的底细,感到十分惊奇。


在那个年代,学生有意无意地找几条题目考考教师是常见事情;由于校长很少直接授课,“考校长”的事倒很少发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的“考校长”,自然也就具有不寻常的含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时期很短暂。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面临破裂,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宝应中学和一批小学的教职员工离开城市转入农村。就在一些人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父亲参加了共产党。

入党以后,他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就是土地改革和锄奸运动。

土地改革没有问题,“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提出的口号,他是拥护的,土改后的锄奸运动给父亲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虽然县委书记事前和他打过招呼:运动可能要触及你的亲戚、朋友,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希望你经得起考验。

锄奸时被杀的人中有他的表兄、有创办补习团时给过他帮助并参与授课的前辈。特别是还有一个入党多年的学生被杀害使他十分痛心。虽然历史已经给这些冤魂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但是父亲当时经历的心灵煎熬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北撤以后,苏北形势严峻,母亲带着家人在敌占区“打埋伏”。父亲带着由宝应教育系统下乡的员工坚持斗争,先后并入“第二联合中学”和分区的“工农兵干校”。当我们在兴化老圩地区和父亲见面时,已是一九四八的夏天。


父亲那时是二分区工农兵干校的教导主任,但在我眼前父亲却象一个哈腰驼背的老农,坐在一家农户门前的凉蓬下看报,见我站在桌边,就指着报纸上“苏联”两个繁体字问我是否知道简化后的写法,因为我是从国统区来,在南京夫子庙小学毕业。解放区为了书写方便,已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简体字,不过报纸等印刷品仍是繁体字。当我写出“苏联”两个字后,父亲点点头,又写了几种不同的写法。六十年过去了,父亲的拳拳之心我还能感受到,他希望两年不见的儿子要尽快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工农兵干校也有很多队,其中四队是青年队,学员中除个别来自工作岗位的青年干部外,大部分是各种类型的干部子女,以学习文化为主。

父亲这时的健康状况已很差,其他领导干部作报告都是站着讲,声音宏亮,而父亲作报告常常是坐着,不时还有点咳嗽。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兵干校的学员大都分配了工作,四队改为二分区第一中学和干部子弟小学,父亲任校长。一九四八年冬天宝应县城解放,父亲离开区立一中回宝应,筹备宝应中学复课。

当我们再一次见面时,已是一九四九年的春节以后,我由区立一中的驻地高邮来到宝应,父亲已经卧床不起。我在复课不久的宝应中学初二就读。当时第三野战军沿运河南下,河堤上日夜是进军的部队。父亲北撤的战友、学生经过宝应时常有人前来探望。抗战胜利后曾任宝应县县长、县委书记的张遗同志时任三野某纵队的后勤部长,曾请一位卫生部长前来给父亲诊视,并建议去三野后方医院治疗。

     
       (1936年摄于南京)

父亲北撤后身体一直不好,这次发病仍是肺结核引起的一些症状,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庸医误诊为伤寒。到达淮阴三野后方医院时,身体已十分虚弱,加之旅途颠簸,不久即于三月五日病故。

宝应县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安葬仪式,棺木由父亲的战友与学生们轮流抬着,在宝应东门外的新宝应中学围墙外安葬,上世纪六十年代张汉文先生逝世亦与他葬在一起。一九七五年因建汽车站而移灵至烈士陵园,原由当时宝应县委书记周邨、县长周兴署名的墓碑在文革中遗失,而由宝应县政府重立。

父亲由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党人,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改造过程,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建立,他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没有看到年幼子女的成长,但他坚信孩子们在新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人的起点与终点是一样的,人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却各有各的精彩。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

                      2005年9月初稿

                      2008年9月二稿

作者简介:冯大同,冯立生先生长子,一九四九年曾先后就读过二分区区立第一中学、宝应中学、高邮中学、扬州中学,一九五一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学校毕业,旋即赴朝参战,在志愿军司令部坦克指挥所任机要员,退伍后先后在徐州矿务局、扬州物资局工作,一九九五年退休。  

 



头条号
李映华
介绍
李映华,安宜高中退休教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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