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父亲在“八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时期父亲不仅用功读书，而且也关心社会，积极投身于当时的革命活动，他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的亲身经历者。记得儿时每年夏天“晒伏“，母亲总会在樟木箱底拿出一件灰色长衫，指着上面一些褐色斑点说，这件血衣是父亲当年在上海南京路上游行时穿过的，上面沾着先烈的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一个清贫家庭出身的青年，倾向革命是可以想象的。在当时“交大”一些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加入过国民党“左派”，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因其思想“左倾”而被停止党籍。

交通大学毕业以后，在华洋电报公司任助理工程师，但时间很短，由于不满洋人对华人的歧视，愤而辞职去南京，开始他一生教书育人的生涯。十年间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学，镇江中学，南通中学，如皋中学，盐城中学。

一九二九年与南京女师毕业生张世瑜女士结为伉俪，开始他人生中一段较为安定的幸福生活。七十年后一位“扬大”老教授许仲苌先生来看母亲，回忆十九岁时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数学系读书，曾在同乡的带领下登门拜访过父亲，这个在南京颇有点名气的数学教师。正巧遇到母亲夹着书包下课回家，老先生感慨地说：当时看到你们的生活状况，心中颇为羡慕，这也是我们这代读书人毕业后的理想安排：男的教中学，女的教小学。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的安定生活被彻底摧毁，父母亲不愿做亡国奴，毅然带着三岁的我，全家告别城市回到乡村。

抗战初期，父亲曾在兴化中鲍庄江苏省第二临时中学执教，据他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国破家亡之际，有些同学心情苦闷，曾有过借酒消愁，醉后闹事的现象。父亲没有正面地批评同学，而在课堂上自责没有把学生教好，枉为人师，有负于家长的期望等等，并鼓励同学不要自暴自弃，应坚持学习以待将来报效国家。

随着形势的恶化，苏北地区运河沿线的城镇大部分沦陷。日寇下乡扫荡日益频繁。学校解散父亲失业在家，记得有一次鬼子下乡扫荡，我们全家逃离赵河老家，躲在附近一个远离大道的独立庄户院里，中央军旅长吴独膀子的几个部下闯了进来要钱要物，最后他们看看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抢，就要正在吃饭的父亲站起来，并扒下他身上的长衫扬长而去。面对这些守土有责的国军，还未见到敌人就溃逃抢劫百姓，我不能确切知道父亲当时想些什么，但我躲在母亲身后，只见他的脸上没有惊恐，没有愤怒；然而在平静、冷漠后面我读到了轻蔑。这是父亲在我记忆里留下的第一个形象，当时我五岁。

民国廿九年（公元一九四○年），是我们家庭在以后经常提到的年份，在这一年赵河的祖居房屋被日寇烧毁，这座祖屋是父亲的诞生地，也是一年前出生的妹妹的衣胞之地，她是我们兄妹三人中唯一出生在祖屋的孩子。在这一年祖父客死在小尹庄亲戚家中。也是在这一年，父亲应郑渡一带失学青年的家长之邀，办起了“冯氏补习团”。

补习团开始只有几个学生在郑氏祠堂上课，后来由于慕名而来的学生越来越多，为了方便郑渡南边学生就读，校址就搬到柳堡，在南头的寺庙里上课。住家搬至柳堡东头的夏大师娘家，两家相处很好，在以后近十年间，我们在游击环境中迁居过不少地方，但总把这里当自己的老家，而对祖籍赵河倒渐渐淡漠了。

冯氏补习团因为规模不断扩大，教师也在逐渐增加，张汉文先生，居石涛先生是与父亲共事较长的合作者。特别是汉文先生在冯氏补习团存在的七个学期中，几乎都与父亲在一起。先后在补习团教过书的老师还有刘甲元先生，徐震之先生，徐仲纯先生等。

一九四一年是父亲的本命年，在他三十七岁诞辰那天我们家添了一个男丁，我的弟弟，由于我出生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七十寿辰那天，父亲有感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给我取名“大同”；而弟弟与他生日相同，因此取名“亦同”。哥哥、弟弟都有名字，而长两岁的姐姐只有乳名，是祖母起的“怀弟”，老人的愿望很明确，希望再有一个孙子。现在已经实现，女孩子也应该有个正式名字，父亲请补习团德高望重的语文教师居石涛老先生给妹妹起名字。居老先生说：既然哥哥、弟弟以“同”字排行，就叫“怀同”吧。由此不难看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在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中，“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

也是在这一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到临北地区，这支穿着灰色制服，军帽上只有两颗纽扣的军队纪律严明，说话和气，白天在户外活动，晚上在堂屋里打地铺住宿，早晨起来，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我们寄居在柳堡的住址也经常住进部队。

在这期间父亲多了一些朋友，在这些经常来访的客人中，有刘烈人、周邨、杨德和等同志，后来我逐渐知道这些同志是刚建立的湖东行署的负责人。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邨同志，给父亲带来很多很厚的洋装书，农村条件简陋，既无书桌更无书柜，这些书都放在一只篮子里，有一次日本鬼子下乡扫荡，全村人都撤到东面的湖荡里。回来后村庄一片狼藉。家中衣物已被洗劫一空，唯独这篮子书藉在屋角里安然未动。后来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说：这是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佑。日本鬼子没有想到这只破篮子里放的是共产党人的经典——“资本论”。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临北地区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场所。国民党、中央军是正统；共产党、新四军还处于相对弱小的阶段；日本人已占领了运河沿线的县城；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了伪政权，伪军占领了临泽、界首、汜水等较小的城镇。抗战前父亲在教育界已小有名望，按理应属“正统”中人，当时在兴化有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在秦潼的第一临时中学也希望他能去教书。父亲是个疾恶如仇的人，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就不满，不想与他们往来。汪伪政权中也有一些社会关系，曾邀请他去南京编撰初中数学教科书，他拒绝了；驻扎临泽的伪军团长李虎臣曾建议他把补习团移往临泽，改名为“苏北中学”他也拒绝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与日寇合作就是“汉奸”的做人底线他是十分明确的；对于共产党，当时的父亲还在观望中，据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冯先生经常讲国民党说美国人好，共产党说俄国人好，究竟谁好我们要观察、分析。作为学生我看还是认真读书最好。”

冯氏补习团在它存在的三年半中，先后就读的学生有七、八十人，为了躲避日寇的扫荡，几经迁徙，在宝应、兴化、高邮地区住过不少村庄，但一直留在解放区。从未在伪军、国民党统治地区停留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和共产党人的争取，父亲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解散了“冯氏补习团”，接受了安宜师范常务副校长的任命（校长由宝应县长吴伯文同志兼），补习团的学生除一、两个人外，绝大部份都跟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安宜师范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有军事、政治、财贸、文教、青年等大队，以训练各类基层干部、乡村教师与刚入伍的青年学生为主。校址在宝应县城东北约四十华里的顾庄的一座大庙内，大雄宝殿前面有个很大的蓬子，这是学员上大课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顽童，在农村的游击环境下没有适当的小学可读，随父亲来到安宜师范，虽未达到正式进入该校青年队的年龄，有时也随着听听报告、翻翻学员的教材，记得那些小册子内就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史”等。这大概是我最初接受的革命洗礼。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人投降，父亲随县委、县政府进城。他的主要工作是接收宝应中学，同时也组织中、小学教师、医生等知识分子学习，宣传党的城市政策。

宝应中学校址在朱家巷南首，我们的家住学校对过的一户朱姓人家。在城里人的心目中共产党干部大都是些“泥腿子”（宝应俚语“没文化”的意思）宝应中学是县城的最高学府，对共产党新任命的校长能否胜任，尚有怀疑。居然有位高年级的同学找了几道数学题找到宿舍来“考校长”，话说得还算婉转：数学先生请假了，有几道习题不会做，校长能否指导一下。父亲参加革命不久，多少还有些不拘小节的名士派头，此时正在天井里剃头，不等结束就问是哪些题目，同学刚报出题目内容，父亲随口就说出这是“范氏大代数”（当时的教科书）的某节、某条并迅速说出几种解析方法，熟悉程度不亚于任课教师。这个同学由于不了解父亲的底细，感到十分惊奇。

在那个年代，学生有意无意地找几条题目考考教师是常见事情；由于校长很少直接授课，“考校长”的事倒很少发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的“考校长”，自然也就具有不寻常的含意。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时期很短暂。一九四六年国共和谈面临破裂，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宝应中学和一批小学的教职员工离开城市转入农村。就在一些人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父亲参加了共产党。

入党以后，他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就是土地改革和锄奸运动。

土地改革没有问题，“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提出的口号，他是拥护的，土改后的锄奸运动给父亲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虽然县委书记事前和他打过招呼：运动可能要触及你的亲戚、朋友，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希望你经得起考验。

锄奸时被杀的人中有他的表兄、有创办补习团时给过他帮助并参与授课的前辈。特别是还有一个入党多年的学生被杀害使他十分痛心。虽然历史已经给这些冤魂恢复了原来的面目，但是父亲当时经历的心灵煎熬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北撤以后，苏北形势严峻，母亲带着家人在敌占区“打埋伏”。父亲带着由宝应教育系统下乡的员工坚持斗争，先后并入“第二联合中学”和分区的“工农兵干校”。当我们在兴化老圩地区和父亲见面时，已是一九四八年的夏天。

父亲那时是二分区工农兵干校的教导主任，但在我眼前父亲却象一个哈腰驼背的老农，坐在一家农户门前的凉蓬下看报，见我站在桌边，就指着报纸上“苏联”两个繁体字问我是否知道简化后的写法，因为我是从国统区来，在南京夫子庙小学毕业。解放区为了书写方便，已出现了许多不规范的简体字，不过报纸等印刷品仍是繁体字。当我写出“苏联”两个字后，父亲点点头，又写了几种不同的写法。六十年过去了，父亲的拳拳之心我还能感受到，他希望两年不见的儿子要尽快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工农兵干校也有很多队，其中四队是青年队，学员中除个别来自工作岗位的青年干部外，大部分是各种类型的干部子女，以学习文化为主。

父亲这时的健康状况已很差，其他领导干部作报告都是站着讲，声音宏亮，而父亲作报告常常是坐着，不时还有点咳嗽。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工农兵干校的学员大都分配了工作，四队改为二分区第一中学和干部子弟小学，父亲任校长。一九四八年冬天宝应县城解放，父亲离开区立一中回宝应，筹备宝应中学复课。

当我们再一次见面时，已是一九四九年的春节以后，我由区立一中的驻地高邮来到宝应，父亲已经卧床不起。我在复课不久的宝应中学初二就读。当时第三野战军沿运河南下，河堤上日夜是进军的部队。父亲北撤的战友、学生经过宝应时常有人前来探望。抗战胜利后曾任宝应县县长、县委书记的张遗同志时任三野某纵队的后勤部长，曾请一位卫生部长前来给父亲诊视，并建议去三野后方医院治疗。

父亲北撤后身体一直不好，这次发病仍是肺结核引起的一些症状，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庸医误诊为伤寒。到达淮阴三野后方医院时，身体已十分虚弱，加之旅途颠簸，不久即于三月五日病故。

宝应县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安葬仪式，棺木由父亲的战友与学生们轮流抬着，在宝应东门外的新宝应中学围墙外安葬，上世纪六十年代张汉文先生逝世亦与他葬在一起。一九七五年因建汽车站而移灵至烈士陵园，原由当时宝应县委书记周邨、县长周兴署名的墓碑在文革中遗失，而由宝应县政府重立。

父亲由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党人，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思想改造过程，他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建立，他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没有看到年幼子女的成长，但他坚信孩子们在新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人的起点与终点是一样的，人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长有短，却各有各的精彩。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的百年诞辰。

                      2005年9月初稿

                      2008年9月二稿

作者简介：冯大同，冯立生先生长子，一九四九年曾先后就读过二分区区立第一中学、宝应中学、高邮中学、扬州中学，一九五一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学校毕业，旋即赴朝参战，在志愿军司令部坦克指挥所任机要员，退伍后先后在徐州矿务局、扬州物资局工作，一九九五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