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过往的2012年，我跨入了人生的花甲之年。

60岁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是丰富阅历的标志，是美丽多彩的夕阳，是人生浓缩的精华，是硕果累累的金色秋天。

8月19日，荷花盛开，紫薇怒放。我在罗马假日酒店举办了“花甲不觉老，征程正启航”答谢酒宴，宴请亲朋好友、昔日同事，答谢他们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关爱、对我家庭的支持帮助。

女儿蓉蓉怀孕待产未能回家，女婿代表他的父母及蓉蓉从杭州赶来为我祝寿。妻子为我的生日提前准备了音响设备和适合的曲目。

那天中午，宴会厅内早早奏起了生日歌和祝酒歌，欢快的乐曲充满了宴会厅，溢向了周边空间，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女儿女婿的祝寿花篮摆放在正厅中央，朋友赠送的花篮排列两旁。

妻子身着礼服，轻化淡妆，亲任主持人。

女婿致生日贺词：爸爸坚持不懈的学习态度、坚韧不拔的工作毅力、坚强不屈的拼搏精神、坚定不移的生活信念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工作、如何学习、如何面对人生。您是一个普通人，在我们心目中您却很伟大，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女婿的贺词把我拉回了昔日的60年，有过异常艰辛的童年时期，有过刻苦学习的青年时期，有过奋发进取的中年时期，有过老兵新传的壮年时期，而今又迎来了天伦之乐的老年时期。

撑船打铁，酸甜苦辣，人世沧桑，冷暖自知。岁月积淀的功底，苦难催生的动力，成就我苦尽甘来的人生。

作者在“花甲不觉老,征程正启航”答谢酒宴上致辞

妻子刘萍主持答谢酒宴

第一章 年少时的苦难

第一节 厄运降临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3年，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在这红色的岁月里，1953年10月8日（农历九月初一），我在父母的一片期盼中降生到这个绚丽多彩的世界。

35岁的父亲、32岁的母亲，被中年得子的巨大喜悦笼罩着，对我爱不释手。父亲更是乐不可支，绞尽脑汁为我起名“以耕”，引用古人“以耕”为本的生存之道。同事笑父亲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却给儿子起个很土气的名字，父亲笑着解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父亲感觉为儿子起了个指点一生的好名，像捡到个宝贝似的，生怕别人不识货，到处解释，到处炫耀。

“以耕”为本，注定了我一生像老黄牛一样辛勤耕作的命运。

我的衣胞之地在古老的大运河畔、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江苏省宝应县所辖氾水乡（现为氾水镇）。建国初期，父亲在氾水文化站工作，当站长。懵懂的我，只记得父亲白天站着凳子在黑板上写字、画花、画人、画一些看不懂的图案，晚上坐在院子里拉二胡，周边围了很多人，声音悦耳而悠长。

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父亲突然辗转到了宝应县芦村乡郭桥中心小学做教师，母亲带着我随迁芦村郭桥。在那里，时隔不长，我有了一个妹妹。出生于1956年8月21日（农历七月十六），比我小三岁，父亲给妹妹起名“以耘”。

一耕一耘，父亲寓意我们姊妹俩要踏实干事、实在做人、耕耘岁月、收获人生。

妹妹的到来给了父母锦上添花般的骄傲。中年夫妻得一龙一凤，惹得亲戚、同事、乡邻煞是羡慕。

常常是妹妹躺在母亲怀里歪着脑袋吃奶，我则坐在父亲的肚子上，两只小手敲在他坚实有力的胸膛上，嘴里哼着“咚咚呛！咚咚呛！”屋内欢笑声一阵阵。

父亲玉树临风，颇有才华，受人尊敬。母亲不识多字，但贤淑干练，勤劳节俭。父亲在学校教书，母亲带孩子做家务，一切井然，其乐融融。

厄运是不期而至的。猝不及防的厄运来临，过早而又彻底地摧毁了萦绕于我懵懂幼年的平静与温馨。

1957年夏收以后，该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那段时间看见学校的老师叔叔带着自家小孩捉迷藏、玩游戏，可我见不到父亲的影子，便问母亲：“爸爸在哪里?”母亲过了好一会才说:“爸爸在学习班上课呢!”我一溜烟地跑到学校，把每个教室找了一遍，全都关门上锁，不见人影，哪来的爸爸？

我生气地跑回家拽住母亲的衣服吵着要爸爸，母亲的脸像乌云密布的天空，阴沉沉的，眼眶泛红，泪水在眶内直打转。关上门，拉上窗帘，小声地说：“以耕，你爸不在学校，在乡里学习，这事不要告诉别人，大人的事说多了你听不懂，要听话。”

窒息沉闷的屋内气氛，我成了泄了气的皮球自然松开了母亲的衣服。之后，母亲整日沉默寡言，脸色凝重，闷声不乐。

四岁的我还算机灵懂事，猜摸着不是好事，也乖巧多了。

白天只能把想念父亲的意念深藏心中。每天的夜里，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的噩梦中连连出现。

终于有一天，爸爸回家了。后面还跟了两个人，妈妈佯堆笑颜连忙拿凳子、倒茶水招待这两个人。爸爸的精神状态很差，络腮胡子和头发都长长了。眼窝有点往里陷，身板也瘦了许多。看着人瘦毛长的爸爸，我不敢吭声，两只小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腿。妈妈板着脸要我放下爸爸到外面玩去，我不敢违拗，也不情愿，小心地躲在屋后偷听屋内的动静。

妈妈帮着整理爸爸的衣服和洗漱用品，将其装在一个袋子里。后来，那两个人对我母亲叽咕了一阵子。爸爸也跟妈妈作了一番交待，隐隐约约听到他反复在说“以耕、以耘”的名字。

这时爸爸把我叫回来，摸了摸我的头，两眼直楞楞地看着我，眼眶里蓄满了泪水。叹了一口气，哽咽着说：“以耕，爸爸要到很远的地方出差，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帮妈妈多做点家务，带好以耘妹妹，听到没？”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不懂出差什么意思，总觉得有些神秘兮兮。

在父亲期待的目光中，我乖巧地死命点头，“嗯”了一声，要爸爸早点回来。

此时的我，眼眶里的泪水奔腾而下。父亲用他硕大而又温暖的手，揩抹我小眼流落在脸上的泪水。

他胡子拉茬的脸靠在我的脸上，平时我会嫌疼，用小手推开或者叫“疼”。这时，反倒希望贴得更紧，希望父亲的胡茬扎进我的肉里，永不分开。

父亲用嘴亲了一下我的睑，又亲了妹妹的小脸。

在那两个人的催促下，爸爸拎着袋子出发了。

妈妈抱着妹妹，我跟在后面，站在村头呆呆地望着爸爸挺拔的身躯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

我终于忍不住在爸爸的背影里嚎啕大哭起来，抱住妈妈的腿，“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妈妈呵斥我：“哭什么哭？又不是不回来了，爸爸只是出差，很快就会回来！”

而我哭得越发凶了，我不懂得什么出差，只晓得那是我此生最最依靠和疼爱我的人，刚回来又走了！

离别的伤感痛彻心肺，父亲从门前的土路上蹒跚而去的背影留在我的脑海里，驻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如此固执，挥之不去。

若干年的寻根觅祖，一点一点地汇集，经过抽丝剥茧后，我才理清楚父亲“出差”的原因。原来，父亲家在江苏淮阴市（现淮安市），是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曾在安徽、河南做过县令，家里开个布行，经济条件宽裕。

父亲姊妹七人（五男二女），家里已形成规矩：男孩十八岁成人后自闯江湖，自谋职业，自立门户。他们从小都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和家庭熏陶。兄弟各人胸怀大志，离家闯荡，自寻前程。

大伯：杨文溥，字：天如，黄埔军校教员，跟随陈庚将军多年。一次病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在动荡中落户内蒙古从事教育工作；二伯：杨文俊，字：哲人，国民党军职干部，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四叔:杨文淦，字：静仁，黄埔军校学员，国民党军官，后投诚起义，教书育人，八十年代在淮阴市政协任职；五叔：杨文海，字：超仁，共产党干部，解放后在镇江麻纺厂任厂级干部；大姑：杨文淑，字：静秋，现年97岁,定居淮安市淮阴区；二姑:杨文治,字：静萍，现年95岁,定居宝应县西安丰镇。

我的父亲：杨文泽，字：杨扬，排行老三，出生于1918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十三)，成年后外出闯荡，应招国民党军队溧阳分部，从事文职机要工作。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父亲怕旧事暴露，选择在淮阴周边宝应县落脚，将本名杨文泽改名为：杨扬。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需要各方面人才。父亲能文擅墨、多才多艺，招聘考官一槌定音即被录用，先被调配到氾水文化站任站长，后转芦村郭桥中心小学做教师。

1957年，肃反运动进入高潮，也是收尾阶段。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于被组织发现，暑假期间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经查明，父亲只是普通供职的文职人员，没有大的罪行。最后被发配到江苏滨海农场劳动教养五年，接受对其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

父亲的“出差”，家里顶梁柱倒了，生活依靠的经济来源断了，为我们遮风挡雨的大红伞没了，全家面临着犹如晴天霹雳、天崩地塌一般地致命打击。从此，我的童年再没有快乐而言，而是陷入平常孩子难以承受的苦难之中。

当时我四岁，妹妹一岁。饿了，哭着要吃，吃饱了外出玩耍，其它什么也不能做。最可怜的是母亲！遭遇这突如奇来的灭顶之灾，家庭的全部重担一下子落在一个仅为一米五身高、瘦小柔弱的家庭妇女肩上。

母亲是在县城外婆家长大的小姐，老家在宝应县城发财巷。姊妹三个，大姨比母亲大四岁，母亲排行老二，出生于1921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一,属鸡)，母亲比舅舅大一岁。外婆早年丧夫，靠祖上在高邮县临泽乡的几亩土地获得的收益养育姊妹仨。舅舅是遗腹子，外婆格外宠爱。他上学堂读私塾由我母亲全程接送，舅舅上课时母亲在教室外等候，母亲凭着灵气也认识一些字，学到一些礼教，也算知书识礼之人。

外婆信佛，母亲跟着信佛。经常出入于佛事之地，错过了女人出嫁的黄金时机，渐渐地淡漠了女人出嫁的念头。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国家颁发了《婚姻法》，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新的婚恋观冲击着旧俗，经人牵线搭桥促成了父母这对大龄青年结婚成家。

家里沒有多少家当。一张床、一个木箱、一只马桶、一口水缸和锅碗瓢勺之类的日常用品。因为父亲的出事，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七大八伙地将家搬离了芦村郭桥。郭桥，我的命运在这里走出了它的分水岭。这个在我幼年时最快乐、最温馨、最怀念的地方，也是给我家带来深重灾难、中止我不再拥有孩童应有幸福的不祥之地，是让我最痛恨的地方，我含着泪水离开了。

从此，苦难的魔鬼伴随而至，紧跟不离。我深陷漫无边际的沼泽泥潭而漫长地、持久地、不屈不挠地苦苦挣扎。

作者祖父与祖母合影照

作者父亲与祖母合影

作者与母亲及妹妹 摄于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