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年少时的苦难
第二节 天灾人祸
搬到县城，临时借住在大姨家。大姨在沿河南窑打缝纫机谋生，大姨夫在河西柴滩看滩。
大姨家在宝应县城南城根，坐北朝南，前面有个门楼面朝马路，东边是公共厕所（大茅尸），大门楼过道旁边住着陈姓人家。大门进去是个大院，约有一亩地的样子，地上长满了蔬菜和杂草。院子西边是曙光旅社的后墙，院子最北边有一排四间门朝南的房子。东边两间住着徐姓人家，西边两间住着大姨夫谢氏弟兄。
两间房子中间用柴蓆隔开，进门的这间堂屋住着大姨夫的侄子。我们在西边一间房的最里面放了一张床和一个马桶，房里同时住着我的三姨姐、四姨姐。空间虽然狭小，我们娘儿仨毕竟有了栖身之地，总算有了一个家。
家里没有什么积蓄。起初，靠亲戚朋友送来一袋米、一把菜、一捆柴支撑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困难，人家接济我们的东西都是从嘴里省下来的，母亲明白靠别人接济总不是个办法。
母亲是个好强的人，在家做姑娘时穿的衣服都是自裁自缝，自己手工做出来的。衣服做得有模有样，经常有三姨娘六舅母找上门来请她做衣服，只是帮忙不收钱。
五十年代开始使用缝纫机制作衣服，缝纫机属于一台机器，也算工业机械化了，但要花很大一笔钱。缝纫机多用于制作西式服装(洋装)，很多人还留恋传统元素的中式服装，纯手工制衣有一定的市场需求。
于是，母亲操起了老本行。靠一针一线，细细缝、密密织的原始手工制作方法，替人家做中装衣裳，挣工钱维持一家人生活。去雇主家做一天衣服，管一顿中午饭付八角钱工资；将衣料拿回家里制作，则按件付酬。
母亲愿意将活接回家里做，收入虽少点，但可以照顾我和妹妹。入秋后做换季衣服的活多了起来，连日带夜地赶活，忙碌而稍许宽慰着，母亲手中的针和线织在我暮睡晨起的眼帘里。过了春节做衣服的活少了，生意清淡。没有衣服做就没有经济收入，生活难以为继，母亲时常发愁。
后来从鞋帽厂接到了纳鞋底的活，作为闲时的补充。纳鞋底不分白天晚上；不分家里家外有空都可以做，地点灵活，作业时间不受限制，是它吸引人的优势。纳鞋底的活看起来轻松，实际上很辛苦，针从背面戳进，再用针箍子把针鼻子顶进鞋底里，一不小心手就会被针尖戳成一个眼子，冒出血珠子。一双布鞋底正反两方面，针线来针线去穿梭上千次，只挣几分钱。
母亲从早到晚鞋底不离手。天寒地冻的冬天，晚饭过后点上一盏煤油灯，母亲坐进被窝里和同室的三姨姐，两人纳鞋底都拼到眼皮打架才入睡。第二天，人的鼻孔里黑漆漆的，原来是煤油灯的黑烟长时间经过鼻孔过滤的结果。
1958年，进入大跃进年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响。
大办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家家户户的铁锅、铲子、勺子统统被没收投进炼铁炉中，老百姓统统进了公家食堂吃免费供应的大锅饭。
每到开饭前，我一手提着个竹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碗盆，一手搀着妹妹以耘的小手，加入长龙似的打饭队伍。
早上供应稀饭、馒头，偶尔也有菜包子。稀饭很厚，勺子下去拖不动，打到碗里会慢慢地溢出来，滴滴挂挂的。中午白米饭，主菜就是大锅熬白菜、萝卜加几块肉片。大锅饭不用掏腰包，尽吃不限量，浪费现象普遍存在。
大锅饭，养懒汉，公家的金山银山也会坐吃山空。时间不算太长，稀饭变成稀粥汤，开始限量供应，劳力与非劳力、老人与小孩都有了区别。后来出现供给困难，大食堂难以为继，老百姓的生活又返回原点，回家做饭。回想在大食堂吃大锅饭那段日子，吃饭不要钱，又不要动手做饭，顿顿能吃饱，人人一律平等，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体验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虽是短暂的甜头，却让我怀念很长一段时间。
一度时期全国浮夸风盛行。时任宝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波助澜，脱离实际大刮浮夸风。宝应大街小巷的墙壁上画着宣传画，其艺术夸张手法十分离谱，比如小孩子坐在花生壳里将花生壳当船划，南瓜长得比房子还要高，藕孔里可以跑汽车。而大幅标语则是“三亿两超跨江南”！“十五年赶英超美”！学校里教的歌是：苏北平原上，有块好地方，南北运河长，东有湖西有荡……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任何事物总有它的内在规律，吹起来的泡沫总归会破裂。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浮夸风的恶果，加上国际风云的变幻，在这种背景下，粮食短缺，饥荒、饥饿迅速在全县蔓延，老百姓的生活是瓦匠收工日趋直下，越发艰难。
没有粮食，开始“瓜菜代”，用蕃瓜、青菜、慈姑、胡萝卜、山芋等蔬菜代替粮食充饥。长期如此，造成人们营养严重不足。食物匮乏，长期饥饿，营养不良形成浑身浮肿，人看起来很胖，实质是饥饿造成人的虚胖，全身雍肿无力，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浮肿病”。
治疗浮肿病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补充营养，有粮有油下肚这种病会不治自愈。
人们为了保命，开始携老带幼，流离失所，到外地逃荒要饭。常听大人们议论去“天长”逃荒谋生，有如何如何的好处。幼小的我误以为是“天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已羡慕不已，便缠着母亲，闹着要去“天堂”……
街头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乞讨者，饿的不行了的年轻人上街抢别人拿在手里的东西吃。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中年人在鱼市口门朝东的大新桥糕饼店里用五分钱买了一个面包刚朝嘴里送。被后面窜出来的一个人抢了，那人将抢到手的面包一边往嘴里揣，一边拔腿狂跑。被抢的人当场被吓慒了，等缓过神来，便死命地追赶。抢面包的那个人拼命地边吃边跑，饿荒了的人脚下无力，没跑多远一个跟头倒栽葱，摔了个“狗吃屎”。
被抢的人赶到时，那人腿蹬了几下就不动了，脸贴在地上已流了一汪殷红的血，还有半个面包已被嘴着地时压扁了，并且染成鲜红的颜色，那人死了!
面包还没下肚就送了命，死的太惨!被抢的人也惨，花钱买面包还没尝到面包的滋味，本来是想通过吃面包补充体力的，反而为追赶“抢饼子”消耗了大量体力，还无缘无故地欠上一条人命。一人成了冤死鬼，一人成了冤大头，两人都冤！
“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三天吃六顿，快活哪一顿”成了当时的流行语，也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缺食少粮，人被活活饿死了，多日无米下肚的家人，无力为亲人收尸下葬，任其饿鼠啃鼻咬耳充饥，一片惨不忍睹。
据资料记载:“鱼米之乡”的宝应县，在短短几个月里，饿殍遍野，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在这些死亡人口中，除一部分属于正常死亡，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少食而饿死的。解放后多年没有出现的弃婴现象也出现了。宝应城内拾到的弃婴有927名，其中死婴153名。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宝应事件”，宝应人的一场灾难！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欺下瞒上，编造政绩，不顾百姓死活，酿成重大惨案，被江苏省委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当事人被严肃追责，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宝应事件”成了对党员干部开展警示教育的反面教材。
